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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1-26 22:48:25  回复帖子

编辑  楼主 #1楼

说不完的上山下乡

在历史上,俄国和中国都曾有过有知识的年青人有组织地奔赴乡村去从事某种职业或事业的实例。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民粹派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穿起农民服装,深入农村进行革命宣传。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中不少领导者就是中国最先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

当代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起始于1955年。起初,组织城市中未能继续升学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参加青年志愿垦荒队或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大跃进”之后,于1960年再度兴起,到1968年形成高潮。

“知识青年”和“上山下乡”这两个词汇原来不是连在一起的,它们分别产生于两个历史时代。“知识青年”这一概念最早见于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所做的《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演说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上山下乡”这一词汇最早源于195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亦称“农业纲要40条)第38条:“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

1964年4月22日,“知识青年”与“上山下乡”两个词汇首次结合在一起使用。《中共中央批转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提出:“今后按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不仅每年都要有计划地做好动员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而且在他们下去之后,还要认真做好巩固工作。”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都将“知识青年”或“上山下乡”交叉使用。1969年1月28日,国务院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提法遂固定下来。

一、历史为青年准备的选择

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向全国知识分子发出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当年的那一时代,许多城市的知识青年满怀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之情,满怀革命豪情,主动到农村、到边疆,上山下乡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从此到七十年代末,中国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全国近2000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普通农民。祖国各地都留下了下乡知识青年的身影和足迹、理想和追求、青春和汗水、欢乐和痛苦、光荣和梦想。

铁岭地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1960年。当时中央再次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为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方针。其深层原因是为了从根本上加强农业,直接原因是当时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造成了经济形势恶化,城乡人口比例失调;加强农业、增产粮食、大规模压缩吃商品粮的城镇人口成为当务之急。当时,铁岭地区已精简职工7.2万,接收安置还乡下乡人员11.2万,其中包含为数不少的下乡知识青年。到1962年至1964年间,开始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进行专门统计,从此有了比较准确的数据。

当时,铁岭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归属“中共沈阳地委城镇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管理。先后有冯培夫、张紧、宋剑等负责沈阳地区知青下乡工作。直至1966年冬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沈阳城镇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工作瘫痪而中止。

1962年至1964年间,全区共安置城镇下乡知识青年11084人。下乡知识青年参加了建设法库县红旗公社红旗田的劳动,涌现出闻名全区的先进人物“四玉”(即中专毕业生,下乡青年刁玉彦、王玉香、刘玉珍、赵玉荣)。康平县将沈阳汽车公司等单位的下乡青年安排到三台子养殖场劳动,各县都试办了青年点。1964年6月2日,中共沈阳市委、沈阳地委发出“关于成立市、地委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的联合通知”,把知青工作纳入工作日程。全区各县贯彻中央与省关于城镇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广泛宣传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意义,各报刊杂志也陆续报导了知识青年在农村建设中的先进事迹。

1964年7月14日至18日,沈阳地委和沈阳市委联合召开了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地委副书记冯培夫在会上作了题为“知识青年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做一个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的报告。16日,地委第一书记申东黎,第二书记王海之,副书记师小帆、宋剑、冯培夫等在地委机关接见了沈阳地区参加省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的代表。沈阳地委机关报《沈阳新报》于20日发表了“作建设新农村的革命接班人”的社论。

1964年8月18日,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知识青年安置工作会议,地委副书记冯培夫参加了会议。9月2日,地委召开会议,传达了东北地区知识青年安置工作会议精神。10月13日,地委成立了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配备10名专职干部。

1965年4月8日,地委批转了法库羊草沟安置城镇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经验。13日,《沈阳新报》发表了《青年们,下乡上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去!》一文;并刊登了专署副专员张紧的文章——《访实妙大队下乡青年),报导了西丰县下乡知识青年的事迹。7月19日,《辽宁日报》以“战斗成长在大望山”为题,报导了开原县八棵树公社荒地村 生产队副队长、下乡知识青年王玉梅的事迹。4月20日,地委批转了地委安置城镇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贯彻省委安置工作会议精神的安排意见”。指出,1965年计划从各县城动员2125名青年(包括闲散户人口 475名),为沈阳、抚顺两市安置青年6130名(包括闲散人口830人)。全区共准备安置青年8255名。1965年12月20日,针对安置下乡青年中出现的违法现象,为保证知青安置工作顺利展开,地委、专署发出《关于批转强奸下乡女青年一案的通报》。要求各地“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

1966年3月10日,地委、专署批转安置办公室“关于1966年城镇下乡知识青年动员与安置工作计划的报告”。指出,“几年来,全区已动员1万多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今年, 省要求完成1.4万名动员安置工作。”要求各县“要加强领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加强思想教育,保证完成任务”。

1965年--1966年,铁岭地区共接收下乡知识青年4179人,其中沈阳市下乡青年 1807人,本地区下乡青年2045人。这一时期铁岭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逐渐展开,各县都接收了千余名上山下乡青年插队落户,而且与年俱增。在广大农村与城镇开始大造知青上山下乡重要性的舆论与宣传教育活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呈向上发展之势。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暂停。1966年12月下旬,铁岭县200多名知识青年以要求回城为由,在县人委第2会议室进行绝食静坐,请县人委领导批准他们的回城要求。有的人损坏了桌椅、地板等公物,用于烧火取暖。

二、“广阔天地炼红心”

1966年8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铁岭地区城乡兴起了“红卫兵”运动。学生们起来“造反”,以“防修反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为口号。在中央已明确表态支持“红卫兵”的形势下,各县委都先后组织了群众集会,表态支持“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进一步走向社会,实行“革命大串联”、“揭阶级斗争盖子”、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红卫兵”运动的冲击下,各地党政机构被夺权,政府职能部门全部陷于瘫痪状态,造成学校停课,工厂停产或半停产,城市就业面临极大压力。到1968年,全国大约有1000万城市“红卫兵”需要就业,如果不解决这100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将使已经瘫痪的中国社会陷于更大的混乱之中。因此,“上山下乡”成为大批“红卫兵”们别无选择的道路。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重要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23日《人民日报》发表报导说:“从昨夜到今天,全国各大城市、中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的革命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一片欢腾,纷纷冒着严寒和风雪,敲锣打鼓,集会游行,最热烈地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北京市的一位知青还写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手捧红书离北京,立志扎根工农中;广阔天地炼红心,忠心绣出宇宙红!”

在这种形势下,铁岭地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管理机构应运而生,上山下乡运动也很快形成高潮。

“知青之家”

1968年,沈阳专区革委会成立后,决定由革委会政工组毕业生工作办公室负责领导全区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负责人孙绍谦、孙翔。办公室有工作人员2名、军代表2名。各县也设立“毕业生工作办公室”,与地区“毕业办”形成对口单位,统一管理全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1969--1972年,铁岭地区知青工作日益繁重,知青工作人员也日益增多。大致分为秘书、动员安置、管理教育三项业务办公,为以后成立地区知青办奠定了基础。

1973年3月,中共铁岭地委决定成立铁岭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5月,将地区知青办编制增至13人,并要求知青办逐步将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人、财、物统管起来。与此同时,各县也相继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公社一级设专职知青工作助理,大队班子指定一名副书记做再教育工作,地区、县、公社、大队四级管理知青工作的机构逐步完善,形成了知青工作层层有人抓,上下有人管的局面。

i974年,铁岭地委为了强化知青工作,成立了中共铁岭地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长:成家禄;副组长:赵光、李剑云、徐志超、于友林、候艳斌、辛焕文。1975年,地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做了重新调整,改由许书林为组长;张敦、刘秀清为副组长。1980年12月,随着知青工作重点的转移,铁岭地委决定知青办与劳动局合并,知青办撤销;原地区知青办工作,由地区劳动局统一领导。

自1973年成立铁岭地区知青办以后,知青办逐渐成为全面管理知青工作的综合部门。有人称之为“知青之家”。其基本职责为:1、负责协调安置。包括上山下乡的宣传动员,沟通落实插队地点,解决知青与当地农村的一些矛盾与问题;2、负责知识青年专项资金管理。包括青年集体房舍修建与规划,生产或生活、文化教育方面的设施投入支出等;3、知青的教育。包括社会教育、典型宣传培养,组织青年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著作,组织知青文化学习,办知青业余大学等;4、知青管理。包括派遣知识青年带队干部,知青升学、参军、返城等各方面的管理等。

风起云涌

从1962年至1980年,据不完全统计,铁岭地区各县农村以插队形式接收安置城镇下乡知识青年233938人。其中,1968年是最高峰,共接收沈阳市与铁岭各城区下乡知识青年72968人,其中沈阳市 36409人,本地区下乡知识青年 36561人;1969年接收沈阳与本地区下乡知青18942人;1970年接收沈阳市与本地区下乡知青3263人;1971年接收沈阳市与本地区下乡知青3051人;1972年接收沈阳市与本地区下乡知青4713人;1973年接收沈阳与本地区下乡知青5679人;1974年接收沈阳市与本地区下乡知青34084人;1975年接收沈阳市与本地区下乡知识青年26806人;1976年接收沈阳市与本地下乡知青27614人;1977年接收沈阳市与本地区下乡知青26458人。

1968年--1977年10年中,铁岭地区各县共接收沈阳市与本地下乡知识青年二十多万,平均每年都有二万多名下乡知识青年到全区各县农村插队落户。知青住宅点遍布铁岭地区,为下乡青年建房43838间,青年点3138个,国家为铁岭地区投放知识青年专项经费1.16亿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涉及到城镇的千家万户,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1969年1月17日至20日,专区革命委员会为了促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召开了全区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座谈会。座谈了“再教育工作的开展情况和接受再教育的收获。”,参加座谈的代表发表了《给全区下乡青年的一封信和给省、专区革委会的决心书》。25日,专区革委会批转《下乡知识青年座谈会纪要》。

1970年6月3日,专区革命委员会召开电话会议,传达中共中央[1970]2号文件及省革委会领导讲话,要求“坚决打击不法分子利用各种手段奸污下乡女知识青年的罪行,坚决同奸污、毒打、迫害、逼婚下乡女知识青年的行为作斗争,以保卫毛主席上山下乡革命路线。”据统计,从1968年至1970年6月8日止,全区共发生奸污、逼婚、诱奸、迫害、打下乡知识青年案件231起,作案人员达225人,其中被杀2起,强奸24起,奸污78起,猥亵18起,诱、逼婚89起,行凶殴打20起。在24起强奸案中,大小队干部作案18起,占76%。

1973年4月至10月,各县根据地委指示,认真贯彻中央[1973]21号文件(即毛主席致李庆霖的信)精神,地区公安局抽调46人组成7个专案班子,查处迫害下乡青年案件150余起。全区先后召开7次公判大会,捕办92人,公开审判70人(其中死刑2人,有期徒刑68人)。7月10日至8月20日,地区组织2200多名干部,对全区137个公社,3138个青年点逐个进行了检查,地委主要领导亲自听取检查团的汇报,研究解决问题。

1974年5月,全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1973]30号文件精神,开始向各地选派下乡知识青年带队干部,管理本单位本部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协助农村社队做好知识青年的再教育工作。

1977年6月2日,地委转发了地区知青办《关于做好1977年城镇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动员安置工作的报告》,指出全区计划安置知识青年28715人,要求把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抓好抓实。

潮起潮落

1978年以后,中央和省对知识青年工作进行了调整,做了新的部署,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入扫尾阶段。

1978年12月,中央召开了“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会议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各项事业发展很快,为城乡广开就业门路,安排知识青年创造了有利条件。今后知识青年留城政策、下乡范围都要从实际出发,做适当调整”。并提出:中学毕业生可以“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要求各地要广开门路,妥善安置知识青年。城市应积极开辟新的领域、新的行业,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安置城镇待业青年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求办大学分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为更多的城镇中学毕业生创造就业升学条件。

1979年9月,省委批转了省劳动局与知青办的联合报告,指出“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全省各地过去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一伙破坏了‘统筹安排的方针'搞绝对化、一刀切,致使我省在劳力使用上出现了很不合理现象:一方面是许多成年的劳动力无事干,另一方面是许多就业领域没人开辟,有事无人干;一方面是许多青年急待就业,另一方面是现有职工队伍老弱病残长期得不到更新;一方面是城镇青年大量上山下乡,另一方面是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有碍于城乡的安定团结,而且十分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因此必须加强领导,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根据国民经济调整整顿的方针,积极创造条件,…… 广开门路,采取多种形式,争取在数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好这个问题”。

1978年铁岭地区各县共接收城镇下乡知青2569人,1979年共接收下乡知识青年1431人;1980年只接收18人,几乎接近零。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这样悄然停息下来。随后,地委于1980年2月5日撤销了地区知青办,知青办遗留的各项工作交由地区劳动局办理。

多彩人生

“下乡光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是知识青年的三大任务之一。1962年以来,铁岭地区共接收沈阳青年及动员本地区城市青年下乡人数达20多万人。运动前期,青年与社会反映比较热烈。大批知识青年怀着对党和毛主席无比信赖与热爱之情,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听从党的召唤,到农村插队落户,真心实意地视上山下乡为光荣之路,自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乡光荣”成为知识青年中最为流行的口号。这一阶段的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工作也非常顺利。这一方面是当时政治形势强化了动员效果,另一方面,当时的青年除了上山下乡也别无选择。

1971年后,国家相继出台了许多鼓励青年下乡的政策,其中包括复课开学的大中院校必须在下乡知青中招生,城市机关企事业单位招工必须在已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招收,军队征兵必须按比例招收下乡知识青年等等。而那些没下乡留在城里的青年,除少数按政策允许留城的以外,都不准参加“两招一征”。这一政策导向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更加顺利。

1974年以后,随着“两招一征”的扩大,铁岭城乡知识青年开始了对流。一方面,知青部门和各级党组织动员知青下乡,一方面也有许多青年为避免下乡制造留城的条件;有一些下乡青年为了早日回城创造一些“条件”,在“两招一征”中形成种种不正之风。这一时期的下乡动员工作出现很大的难度。已下乡的青年不再坚持“扎根农村”的信念,未下乡的青年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对“接受贫下农再教育”的政治热情也急速消退。

这一期间,由于动员难度大,因而动员工作的力度和规模更大了。各城镇学校在毕业前都要进行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动员工作。学校包毕业学生,机关企事业单位包家长,上级机关包下级机关。还要层层办动员下乡知识青年家长学习班,使青年家长端正态度,支持子女上山下乡,消除动员中阻力。还通过大造声势的办法,对城镇下乡知识青年组织欢送与欢迎大会。大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光荣的舆论,为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工作鸣锣开路。1974年9月,各县都召开了万人以上的大规模欢送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欢送大会。敲锣打鼓、鞭炮齐鸣;下乡知识青年乘坐彩车,向夹道欢送的亲人与群众告别,场面十分热烈。各公社、大队也都组织农民群众夹道欢迎。1976年8月15日,沈阳市14000名下乡知识青年来铁岭时,当天,沈阳市各部门领导与50万群众手持彩旗,敲锣打鼓走上街头欢送;铁岭地区及各县领导,专程赴沈迎接,地区各县与公社领导,带领农村广大贫下中农夹道欢迎。场面十分热烈。

“田园牧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妥善安排下乡青年的生活,国家为铁岭地区下乡知识青年拨专款达1.16亿元之多。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拨木材1万多立方米,水泥几万吨,玻璃近万箱。全区为安置下乡知识青年建房35969间,建青年点3138个。 按照当时政策,铁岭地区对下乡知青做到五个方面的保证:一是下乡知识青年人头费每人500元,其中知青建房费与生活费各一半,并要求专款专用,充分发挥资金作用,不准任何单位与个人占用与挪用。二是下乡知识青年从下乡第二年秋收分配开始自食其力,同社员一样同工同酬。对分值特别低的社队,下乡青年生活不能自给的由知青经费给予适当补助。三是为了保证下乡知识青年的主副食供应,知青下乡后第一年口粮由国家按定量标准供应,第二年新粮分配后再由社队负担口粮。下乡青年每人每年按600斤口粮量分配到青年点,由青年点统一保管使用。四是为了解决下乡青年吃菜问题,社队分给下乡青年与社员一样多的园田地,由青年点统一筹划耕种。又规定了青年可以饲养家禽,用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五是各级知青办负责知青点的财产管理,房舍维修,联系购买过冬用燃料等工作,使下乡青年得到温饱。

“苦乐年华”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过去 20年之后,许多当年的老知青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都说这是一段非常有意义、充满酸甜苦辣的苦乐年华。

青年点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当年那种如醉如痴地学“毛著”的情景。平时大会小会学习自不必说,早晨起床要背“语录”,晚上睡觉前也要背“语录”吃饭前更要背“语录”,有的青年甚至整篇整篇地背诵“老三篇”、“老五篇”,情景非常壮观。而各级组织总结学“毛著”经验,树立“通过学‘毛著',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改造客观世界,使巨大的精神力量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的典型。到处都开办知青五七政治夜校,举办下乡知识青年学习“毛著”讲用会。开原县黄旗寨公社谢家沟大队第6生产队队长、下乡青年高晓天“在农村生产中挑重担,带领社员学大寨,使粮食生产由过去亩产二、三百斤一跃而上了纲要,不仅摘掉了历年吃国家返销粮的帽子,而且还卖给国家200多万斤粮食”的事迹,成为青年学习的榜样。他说:“经过6年的实践,我觉得只有坚持农村,用实际行动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知识青年的光明前途。我要用自己双手,奏一曲坚持乡村伟大胜利的凯歌。”还有那个曾发誓“扎根农村60年”,后来上了“四人帮”贼船的那个青年,也曾是青年非常羡慕的楷模。

1972年以后,各公社大队先后向青年点派贫下中农代表,管理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与学习;传授农业生产知识,给下乡青年讲三史(村史、家史、阶级斗争史)。随后又于1974年开始派机关或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到青年点,当时称之为知识青年带队干部。到1979年,沈阳市与铁岭地区共派出下乡知识青年带队干部6666人次。带队干部参加各级党委领导班子工作,各县公社都成立了带队干部工作办公室,负责带队干部工作。这种组织结构,使青年点成了沟通农村与城市的桥梁。青年戏言:青年点里一个农民老伯,一位工人大叔,真正的工农联盟。

当时,在青年点中最激动人心的是“两招一征”。通常,每当有“两招一征”时,都要先向公社、大队下达指标。一般一个青年点只能摊到一、二个。指标下达后,先由驻青年点的贫下中农代表、带队干部摸底,大队党支部研究,看看怎么落实。再由贫下中农社员推荐,青年自报申请、青年点进行自报公议等等程序。当然这都是正常程序,有的地方风气不正,则全是大队书记一个人说了算。在“两招一征”中,也出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为了友情、为了关照他人而一让再让名额指标的故事。也出现过为争名额造假、攻讦以至结怨终生的故事。

欢乐是青年的天性。青年点是青年最集中的地方,因而也是农村中最为活跃的地方。各知青点几乎都有文娱骨干,各县社都组办了以下乡青年为主体的文艺宣传队,编排了 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 没有编导人员,下乡青年就自编、自导、自演;没有俱乐部,下乡青年以田间地头、村屯院落当舞台,深受农村广大群众 的欢迎。1976年6月,铁岭地区还专门举办了“铁岭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首次文艺调演”,各县区把经过大队、公社、县会演筛选出的优秀文艺节目调出来到地区会演。在长达7天会演中,下乡知识青年以文艺的武器,“大造了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坚持农村干革命舆论”。

三、告别青年点

1978年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关于解放思想的大讨论,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呼声十分强烈。形成知识青年大返城高潮。到1979年底,做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之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基本结束。

返城之路

1979年以来,铁岭地区知青工作的重点不再是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是如何安置几万名下乡青年回城就业的问题。为便于统筹安置,1980年将知青办的工作任务正式并入劳动局,在劳动局内专门设置了知青企业科与知青安置科。知青企业科的工作任务是,指导各县区办好“知青农工商联合企业”,使之不断发展巩固,把企业办成安置下乡青年的就业基地;指导与帮助各县区知青厂矿、场队、服务企业发展生产与扩大生产和服务项目;负责全地区知青经费的统一运用,管理“知青农工商联合企业”的固定资产,使国家资金得到合理的投放与回收,把国家资金有效地投入到下乡青年的安置工作上。

知青安置科主要负责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安置工作。到1981年,全区下乡知识青年已大部回城安置了工作,尚有一万多名已婚下乡青年需要进一步统筹安排。知青安置科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对已婚下乡青年的妥善安排上。已婚青年的安排情况复杂,安排上难度较大。由于采取了种种措施,实行特例特办的办法,这一部分下乡青年绝大部分都走上了工作岗位。

广开就业门路

1979年铁岭地区约有城镇待业青年与下乡青年10万人,正处于劳动就业高峰阶段。为解决繁重的就业压力,采取了3项措施。

1、成立各级劳动服务公司安置城镇待业青年与下乡青年。1979年以来,地区与各县共建劳动服务公司145个,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各单位各部门输送城镇待业与下乡青年就业。两年多共安置待业人员与下乡知青211046人。其中:安置到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的48078人,安置到集体所有制工作的134893人,个体劳动者6631人,安置做临时工的21434人。

2、创办技工学校,为城镇青年就业提供技能培训。1980年以来共转办创办技工学校15所,30多个专业。到1990年累计招生14341人。在计划经济时期,到技工学校学习并取得毕业证书的学生,大都可以得到就业安置的计划指标,因而全区技工学校毕业生分配就业的7473人,在校学生7068人。

3、发展职业教育,解决城镇青年升学就业问题。这一期间,为缓解城镇中学毕业生升学就业矛盾,国家倡导各地开办职业教育学校。 铁岭地区依据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与实际需要,相继办起一批职业高中,进行中等职业人才培养。1981年以来,全区共创办职业高中13所,37个技术专业。在城镇中学毕业生中招收新生,经过三年教育,毕业后择优按比例给部分就业指标,由劳动部门安排工作。

1981年以来,在国家招工指标内,安排全区职业高中毕业生7327人就业工作。在下乡青年就业安置中,全区1万余名已婚下乡青年的安置比较困难。本着为下乡青年负责的精神,采取了三种途径进行安置。本着就地就近的原则,一是在各县区创办的“知青农工商联合企业”中就地安置。二是将担任代课教师、民办教师的已婚下乡青年转为全民正式教师,将从事临时工的已婚下乡青年转为国家正式工人。三是在城市招工中,对已婚下乡青年,在自愿的基础上,可采取互相顶替的措施。即下乡青年与农村社员结婚的,经夫妻协商自愿,可以由农村青年顶替下乡青年招工参加工作。但一方安排工作之后,另一方即使是下乡青年也不再享受知青待遇,取消其知青籍,今后不再安排工作。经双方签字后并履行手续,即可办理招工手续。

四、没有完结的话题

回首往事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那场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早已成为历史。虽然它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是一次不成功的探索和尝试,但作为历史,它仍然留给人们许多宝贵的东西。

1978年12月中央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指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觉悟、作出了贡献”。许多下乡青年在农村中成长、成熟起来。插队到铁岭农村的20多万下乡知识青年,为铁岭的农业发展留下了丰富多彩的一页。“法库县关屯大队知识青年创业队,在贫下中农带领下,大战风水山、治理北大沟,把乱树丛生的‘红眼蛤蟆塘'变成了稻谷飘香的水田”,“开原县英城子大队知识青年创业队,怀着‘自力更生创大业,艰苦奋斗炼红心'的壮志治山治水,改天换地,把‘怪石漫山、葛藤丛生'的‘罗圈背'改变成为水平梯田”。 昌图县金家公社万家大队下乡知识青年刘晓云,接受了生产队给他制作菌肥的任务,主动拿出自己唯一装衣物用的箱子做菌肥箱。经过次实验,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成功地制出了菌肥种。“他又发动贫下中农,做出了13万斤菌肥,为当年全队亩产过黄河创造了条件,为粮食生产做出了贡献”。

知识青年给铁岭广大农村带来了文化科学知识,促进了地区农村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不但为农村中小学教育提供师资,广大农村还办起了农民五七夜校,广大农民白天劳动,晚上进行文化扫盲。在六十、七十年代,农村缺医少药,许多青年到农村担任“赤脚医生”为农民看病治病,送医送药,救死扶伤,为农村的医疗事业开创了新路。“开原县杨木林子公社赤脚医生、下乡知识青年贾永才,为了办好合作医疗,亲自采药,踏遍了方圆几十里内的每个山头,配制丸散膏丹70余种。为了找准药的用投,找准针灸穴位,他总是先吃第一剂,先扎第一针,试准后再给病人应用。一次接产,接生后婴儿发生窒息,在没有吸痰器的情况下,他用嘴把小孩口腔中的羊水和粘液吸出来,使婴儿转危为安。”

康平知识青年郭继业,下乡后悉心研究农村火炕保温节柴办法,被人称为火炕专家。经他改造的火炕省工、节柴、热效率高,他创造的新型农村火炕被省科委推广。

一批青年在农村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许多人后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据统计,全区下乡知识青年中4351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40名优秀下乡青年被提拔到政府各部门领导岗位。有3393人担任生产队队长。还有1099人担任大小生产队会计,987人担任中小学民办教师,担任赤脚医生的247人,担任拖拉机手的326人,担任公安助理、保管员、放映员、广播员等工作的3716人。根据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铁岭地区各县从下乡知识青年中为国家输送大中专新生7767人;为国家各条战线选招新生力量117151人;为国防建设输送兵员5711人。

蹉砣岁月

从根本上说,大范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符合客观规律,也违背社会多数群众的意愿,因而也出现不少社会问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形成了严重的城乡之间劳动力的对流情况,下乡知识青年中的许多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如:下乡青年一部分生活不能自给;在升学与就业方面存在种种不正之风;大龄青年婚姻难以处理,相当一部分未婚同居;农村无法承受如此大量的知识青年下乡带来的各种负担等等。

自1968年以来铁岭地区接收了本地区与沈阳市下乡知识青年总计20多万人,各县农村劳力已超越了饱和状态,让大量知识青年长期扎根农村,与农民一起分配劳动成果,与农民利益发生矛盾,农民也不欢迎。1971年以来,城镇知识青年只有通过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后,才能回城从事各项工作。从而形成了中学毕业--下乡--回城或就业或升学或参军的怪圈。所有知识青年都陷在下乡与回城的深刻矛盾之中。而国家又不可能一下子抽回大批青年回城,只能采取数量有限的选调方式,这就给凭权势、靠熟人、“走后门”的不正之风造成土壤。

在“两招一征”中,有的干部借职权之便,把自己的子女或亲属的孩子选调回城,有的增加招收指标,特殊照顾;有的冒名顶替,桃代李僵;有的通过转队转点,曲线回城;还有以物易人、以人带人、“空中飞人”等等,手段多种多样。当时诸如“权大者有人安排,权小者托人安排,无权者无法安排”,“一等人送上门,二等人人托人,三等人没有门”,“一等爸爸不说话,二等爸爸打电话,三等爸爸人托人,四等爸爸在家骂”等民谚民谣广为流传。

农村一些基层干部素质低,利用知识青年盼望回城的心理,乘机索贿收礼,敲诈勒索,受贿物品包括吃、穿、花、用应有尽有。有各种烟酒糖茶,大米、白面、毛衣、皮袄、衣料、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品种齐全。一些青年中流传这样的顺口溜:“要进步得拿物,要入团得拿钱。”“过去看不惯,现在照着办,要想早回城,学会《溜须传》。为解决“两招一征”中的违法乱纪问题,各级党组织进行大张旗鼓地处理,但由于涉及面太大,而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延续到今天的故事

当历史迎来21世纪的时候,许多当年的知识青年,历经二十几年的风风雨雨成长起来。一批人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还有的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更让人感动的是很多卓有成就的老知青,没有忘记曾经生活过,洒过青春和汗水的黑土地。二十几年后再次回到辽北“插队落户”,返哺曾经养育过他们的黑土地,回报辽北的父老乡亲。

1993年5月,当年老知青陈义华带着妻子儿女回到当年插队的昌图县泉头镇大苇子村,投资20万元,在村中办起了养牛场,他表示要以这一行动为示范,带领乡亲们走上一条致富的路。

开原老知青候亚杰同丈夫一同重返当年“接受再教育”的三家子乡六社村,建了2000平方米的养猪、养鸡场。创办5年,收入几十万元,还带动了当地农民养殖致富,成为远近闻名的养殖能手。1998年,老知青白宇重返当年插队的李家台乡西南沟村承包150亩荒沟栽果造林,种植草药,办养殖场。

1998年,市委、市政府做出招商引资的决策后,各县纷纷与当年下乡的知识青年联谊,更成为铁岭的一大景观。各县纷纷组织了各种形式的“老知青联谊会”,吸引老知青回乡投资,发财发展。1998年,昌图县在沈阳凤凰饭店举行隆重的知青联谊会,当年知青的老队长、老支书、老房东纷纷出马,介绍家乡情况。一些老知青当场为第二故乡的学校、敬老院捐款捐物,老知青陈宏福、宋风等回到曾经插队的此路镇西老门村投资170万元,进行生猪、肉食狗、淡水鱼的综合经营开发。原下乡到大洼乡老知青、现担任辽宁省计委副主任的李国运,通过多方联系,帮助昌图引进了投资近亿元的南城子水库引水入昌工程。铁岭县通过组织“老三届知青下乡30周年联谊会”,引回辽宁珠宝协会副会长、老知青白燕君回到曾经插队的新台子,投资1000万元兴建桃李沟庄园有限公司。

1998年10月,西丰县德兴乡请当年沈阳下乡青年回西丰叙旧,帮助研究第二故乡的发展。已担任沈阳市建工局局长的老知青石其金,老知青、辽宁大学教授徐忠斌等人当即决定帮助乡村改造公路、维修校舍,并帮助村里建一座化工厂。

还有一些带有怀旧色彩的餐饮娱乐业也在辽北大地出现。如:“知青酒家”、“青年点饭店”、“广阔天地洒吧”等,吸引着当年曾经插队的知青们。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成为历史,但是,由知识青年下乡而延续到今天的故事远没有完结。这不仅是延续到今天的故事,这个故事还将延续到明天、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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