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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1-26 23:03:01  回复帖子

编辑  楼主 #1楼

  1979年是我命运的转折点。经过了一年多的复习,我将要接受命运的挑战。那一年的高考的考点不是在跃进农场的中学里,而是要到新海农场,所以,我们必须在前一天就要到新海农场去,在高考的前一天,我们连队的一批高考者像一批将要进屠宰厂的动物心惊胆战地坐上了一辆大卡车(大约有十几个人)到了新海农场,但是,新海农场没有认识人,晚上怎么办?好在我们连队的一位职工的亲戚在新海农场当一小头头,他为我解决了住宿,好在天气很热,我就睡在了一楼的水泥地上,(想起这几年一到高考,考点附近的宾馆就爆满,我是特别的嫉妒),当时我们要考六门课,也就是说要连续考三天,(现在反思一下,我觉得现在的所谓的”三加一“高考改革反而导致了学生的跛脚现象,许多学生特别是理科学生对历史、地理与政治几乎到了白痴的地步,即没有历史的底蕴,更没有政治头脑)这三天里我吃了什么已经忘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绝不是脑白金、人参之类的东西。(想起现在高考生在考前的伙食,我是直流口水)。考试开始了,我坐在凳子上,拿起笔,我发现我的手在抖,无法写字,完了!这次高考完了!我努力地要求自己不要紧张,大约抖了10分钟,心情开始平静了,才开始写。事后我问了一下其他的考生,谁知他们也与我一样。怎么可能不紧张呢?这是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谁不想回到大城市上海,谁不想把自己的户口重新迁回来,谁还希望留在这里。我没有顶替,如果不走高考这条路,在当时几乎没有其他路可走。(我有一次回上海过年,一个人走到外滩,面对黄浦江感叹,这么大的上海城尽然没有我的立足之地,我一定会回来,说实在的在当时高考对我们来说只是摆脱现状的手段,而并不是对知识的渴望,或者说首先是摆脱现状,其次是想学点知识)天气极热,当然,没有空调,没有电扇,汗像雨一样的直往下流,眼睛不断地被汗水遮住,我不断地用毛巾擦去汗水。就这样,大家熬过了三天,接下来就是痛苦的等待,简直是度日如年,天天忐忑不安。有一天连队的喇叭里突然传来了队长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要我马上来队部,听他的口气,好像要告诉我一件好消息。我马上冒雨奔到队部,他告诉我,“场部来电话,要你去拿高考录取通知,”啊呀,天上掉下一个林妹妹,这时的心情要比掉下一个林妹妹更让我激动。我二话没说,立马穿上高帮雨鞋(这时雨刚刚停,但是,从十一连队到场部要走很长一段路,而且都是泥泞的路),当我走进场部的一间房间,(什么部门已经忘了),一位干部拿出一个信封,信封上四个红红的大字“复旦大学(分校)”使我感到今天是我最幸福的日子,说实话,即使在以后的考研、职称等所感受到喜悦都无法与之相比。而就在我走向场部的时候,我母亲打来了长途电话,她是打到了连队,但是,我当时并不在连队,我的一位恩师,也就是阿玉(他是一位老三届,学习很好,他在我高考复习时帮我辅导了数学,很遗憾他早已去世,在此,我深深地对他表示哀悼)接了电话,阿玉告诉我妈,你儿子已经去场部了,好像是去拿高考录取书了,还没有回来,而我妈并不是问我考取了没有,而是要阿玉转告我,不管是否录取,身体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录取不要想不开,留着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就是母亲,对她来说,儿子没出事,就好。儿子的功名对她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健康,)阿玉听了我母亲的话,当时就留下了眼泪。(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一拿到通知,立马奔向邮局,没想到邮局人满为患,都是要向家里报喜讯的农场战友。当我通过电话向我母亲告知了我拿到了通知单,我母亲当场就哭了起来,这是幸福的眼泪。这一年我们连队只有一个人被录取,后来听说,这一年整个西片四个连队也只有一个。这是一个多么惨烈的景象。当我回到连队,碰到了一些参加高考但是没有收到通知单的战友时,我从他们的脸上看到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痛苦,我无法再面视他们,更不用说告诉他们“我考上了”,事实上,他们都已经知道了。

当天晚上,我立马开始打行李,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打了,因为这一切都不重要了,我仅仅是把一些书籍与衣服包扎了起来。

我想现在就走,当然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已经是晚上了,那就明天早上就走,我当时就曾经发誓,我永远也不会再来了(现在想想,这种想法是多么的幼稚。)我明天早上如何走呢?要知道我们连队离开车站很远,还有行李,怎么办,于是我就问了我们连队开手扶拖拉机的职工,他说,明天要出一栏猪,我说,那我就与猪一起走吧,行吗?我一边问,一边送上了一条“飞马”香烟,(整整2.8元巨款啊)。他同意了,第二天一早,大家还没有起床,我就搭上了运猪的拖拉机,我站在驾驶员的后面,手把着铁杆,猪站在我的后面,猪与我虽然同在一辆车上,但是,我们俩的心情正好相反,(假如猪有心情的话)猪们即将走向猪生的终点,而我开始了新的起点,走向了上海,走向了大学、走向了崭新的未来。

告别了猪们后,踏上了到南门的车子,这时候的心情就像是一个自由的海燕,我想其他拿到通知书的同志也是与我一样的,我旁边有一位大约是三连的战友,他也拿到了通知书,我们一起到了南门,买了回上海的船票后,我们一起吃饭去了,他执意要请客,我们吃了10多元钱,还吃了酒,结果最后他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就分手,白吃了,可见他当时也是极其的兴奋。

    我站在回上海的船上,一直望着远去的崇明岛,回忆起我这几年来的所付出的一切,回忆起一年来为高考所付出的艰辛,不禁热泪盈眶,我们的高考复习是在三无的状态下进行的。无教材、无老师、无电(崇明经 常停电),为了能获得教材,我想了许多办法,其一、是到福州路的书店外买高价书(因为那是书店这类书籍根本买不到)其二到上海南京路的上海图书馆去抄书。我利用农场放假的间隙,每天5点到了上海图书馆排队,然后在三个小时后冲进去,抢到一本复习教材就开始抄,还与其他的考生约好,相互交换抄好的复习资料。有一次我在图书馆抄复习资料,来了一位30多的中年美女,均衡的身材,戴着一副无框眼镜,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只见她拿着一本书在看,我偷偷看了一下书名《概率论》,哇塞,太高深了,我不知什么是“概率论”,我太崇拜她了,我想我以后如果能上大学,一定要学学什么是“概率论”,我到大学后,没想到第二年就开了这门课,结果,我的这门课的成绩是100分。所以,我告诉大家,环境有时候会改变人的一生。最讨厌的是崇明经常停电,停电是我们农场有些人的最好时光,一停电,他们就钻到了她的被窝里,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灾难,没有煤油(因为当时煤油是控制的),没有汽油,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偷拖拉机里的柴油(今天我坦白自首),结果搞的满屋发黑。

事实上,在那时心里最痛苦的还不是这三无,是我们这些高考生的处境,说实话,高考对我们来说,最直接的动机就是离开农场,这对于连队的某些领导来说是不愉快的,首先是如果大批人去高考,谁来劳动?生产会受到影响,其次,他们的内心是希望有他们来决定谁能回上海,而不是由你们自己来决定。这是做官的心理。于是,对我们这批考生就设置了种种的障碍,其中之一就是不给假期。于是我就利用了春节这一假期,申请看守连队,这样就可以获得较长的空隙来复习。1979年的春节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天气特别冷,还下着大雪,由于我们的房顶是漏的,早上起来,被子上一层雪,整个连队就我们几个高考生,吃的东西很少,我们不得已就到河里抓鱼吃。大年三十,我们这里静的可怕,人最怕的是孤独和对前途的迷茫。如果没有信念的支撑,几乎是呆不下去的。其二十冷言冷语,我们在复习是不时听到他们的冷言冷语,“大学是那么好考的?”“他们也能考上大学?”。我们连队有一位考生忍无可忍地回答道“考不上,我就跳长江”,结果,1978年发放通知时,他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就有人说“快跳啊!”他一气之下就回了上海,谁知,就在他踏上回上海的船时,通知书来了,从而造就了一位大律师王国忠。

 

 

 

。。。。。。待续

 

作者:洪亚非  原跃进农场十一连队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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