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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西南政法78级的时代命运

日期:2020-09-26 08:22:30 点击数:232 来源:北上海建设者 作者:龚龙飞 选送:小蝶


一代人,西南政法78级的时代命运


原题:西南政法78级的高考往事
 

作者:龚龙飞   选送:小蝶


 

1978年,西南政法大学恢复招生,共招生400名,其中法律系364人


在1978年10月之前,阮齐林在安徽省霍山县修水坝,张建田在东南沿海的军营里站岗,邓标伦在岭南大山里挥锤打石,邓文定是南昌电子管厂的车间主任,袁其国在宁夏平吉堡国营农场摇动着电影放映机,王云海则蜷伏在华北平原的绿野里,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苞米地。
他们年龄悬殊,彼此没有交集。
1978年10月,他们从中国的22个省区来到重庆,成为西南政法学院78级学生。在4年后的毕业典礼上,有人用川音朗诵李白出蜀时的名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引得哄堂大笑。
40年过去,他们中间高密度地出现高级官员、大法官、大检察官、大律师、法学教授与知名的学者,甚至还有国家领导人。

著名法学家朱苏力曾经开出一张国内法学学者“大名单”,近乎一半出身西政,其中78级又居首位;在司法界,有一大批西政78级毕业生身居要职;西政78级被媒体称作是中国的“法界黄埔”,是“不可复制的神话”。


西南政法大学78级留影


 “七八现象”也并非在司法领域内独有。
北京大学77级中文系出现了一批深刻影响中国传媒领域的总编辑与名记者;北京电影学院78级导演系、摄影系、美术系共同构成了“第五代导演”的群体;华南理工大学78级无线班的李东生、黄宏生、陈伟荣分别创办了TCL、创维和康佳三家彩电巨头,一度占有全国市场的40%。
不是每一代人都可与“大时代”紧密相连。
77级、78级群体作为大变革开端的产物,他们是从2000万适龄考生中走出来的67.2万人,他们普遍有过底层的生活经历,见证了中国社会与个体命运的巨变,反思过深信不疑的教条,参与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他们的青春在变动中度过,身上总有光阴迟暮的紧迫。
歌乐年华
2016年11月20日,北京下了入冬的第一场雪,张建田在书房里校订完了他的回忆录《歌乐年华》。这部追忆西政七八级往事的书稿耗费他4年时间,共55万字。
4年前,他从中央军委法制局退休,卸下了肩上的大校军衔,开始着手他的“人生三部曲”写作,《歌乐年华》是第二部,也是最核心的一部。4年来,他得到了西政七八级十余位同学的支持,写信或送资料,悉数保留了数百张老照片。
2016年5月,张建田返回老校区收集资料,当年手植的绿化树已有参天之意,只是校道上人迹稀少,西政的大部分师生已经搬到了条件更好的新校区了。
体育馆被荒草包围,球场边的座椅也掉漆散架,未变的还是当年的阅览室,只是课桌落满了灰尘,张建田欲推门而入,却被一把大锁挡住。


1983年,西南政法大学的校门口


1978年10月,从全国各地赶来报到的学生汇集在西南政法学院的校门口,校门上是郭沫若手书的“西南政法学院”大字,由几根钢筋,半个圆弧给撑了起来。
校园内的东山大楼是教学楼,是宿舍、还是食堂。老鼠在破败的门窗间穿行,大楼周边都还是土路,一到重庆漫长的雨季,学生们就穿雨鞋趟过一道道泥浆,并互相打趣,真是“稀烂政法学院”。
“稀烂”得以保留,并不容易。
1971年,全国的政法学院面临着裁撤。几位西政老先生出于护校,冒险给中央写信。2年后,最高人民法院下达了西政“人员不动”“校产物资不动”“图书不动”的通知。同期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等其他4所政法院校均被裁撤。
1978年2月,国务院决定将西政列入司法部所属全国5所政法院校中惟一一所重点大学。并被批准提前于其他政法院校一年恢复招生。
1978年,全国法科专业招生729人,西南政法学院就有423人,占一半有余。“惟一”“重点”“最早”“一半有余”的光环,让西政78级得以鹤立鸡群,伴随长久的先机与荣耀。
大学复课,从狱中返回讲台上的教师们不仅用功教学,对学生也是格外体贴,每年暑假前的考试,老师们发完一张试卷,就在卷子前摆上一个放有冰棍的小碗,让学生缓解考题与高温的煎熬。
1978年,西政的馆藏法学类图书在全国政法院校中是头名。
面对知识饥渴的学生,图书馆全面开放,本科生借中文书一次20本,外文书一次5本,研究生借书不限量。于是就出现一个79级的研究生挑着大箩筐去图书馆借书的景象。
在图书馆晨曦诵读,回宿舍挑灯夜战,对这些来自底层的“骄子”们,是习以为常的事。这既有他们先天不足的知识饥渴,也有勇猛精进的自我期许,还有今天人们无法想象的家庭与社会的重托。




1980年,诗人顾城为成长于变动中这一代人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篇:“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质疑与思辨使得这代人成为1980年代思想解放的青年引领者。
东山大楼通往食堂的土路边有一排墙壁报,学生们在这里辩论,张贴表达自己观点的大字报。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开始,到对雷锋精神的反思,再到全国性的人生观大讨论,《中国青年》杂志上署名为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他们兴之所至,甚至徒步走到重庆的解放碑,在人流中振臂高呼,大谈“中国向何处去”。
张建田回忆,“虽说是法科学生,当时我们却无法可学,无法可论。毕竟到1979年,中国也只有7部法律,我们是和新法一起成长的。”
1981年,中国颁布了《新婚姻法》,西政的学生们又多了一个大议题。这一年,琼瑶的《窗外》和《在水一方》风行大陆。新法中将离婚的必要条件改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并经调解无效,“爱情是婚姻的灵魂”不仅仅只在琼瑶电影里显得崇高了。
著名的法律文化学者梁治平对记者说,“西南政法学院是破败而狭小的,但却保有开放、自由和平等的精神,无愧于大学之名。”




“新生活”
张建田找到了1978年10月13日学校制作的《1978级本科学员名册》,其中对新生的类别有详细的统计:留城青年10人,军人15人,应届高中生46人,基层干部59人,工人144人,知青则超过一半的比重,达到了229人。
今天,西政78级学生中产生了22位副部级以上官员,100余位厅局级以上干部,100余位教授与学者,还有100余位著名律师与商界人士。
显然,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张建田的父亲是南下干部,凭军功在福建山区的县城里做法院院长,张建田出生时,家庭条件尚且不错。
到了1966年,张父被打进了牛棚,全家就只有母亲一份收入,张家地位一落千丈,他的大姐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上了大学,但代价是与家庭划清界限。
作为长子,张建田白天要挣10个工分养家,夜里还要给牛棚中的父亲送饭,写检查。他想复制姐姐的轨迹,1974年下乡,却没有碰上学员指标,他后来当上了造纸工人。直到1976年底,他被征兵办带走从军。
到了部队,他听说全团仅有一个高考指标,列兵不能参考。他的年龄却到了22岁。当他得知获得指标的士兵准备弃考时,他跑到团机关的政治处,把政治处主任堵在门口,死缠烂打才争取到这个破格考试的机会。



对于西政七八级而言,超过半数的知青,阮齐林就是其中之一。
阮父在当年是高级知识分子了,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系,随后在文革中受到迫害。
在上山下乡的背景下,阮齐林的哥哥留城,弟弟就必须要下乡去当知青。1975年,阮齐林勉强高中毕业,他要到安徽省的霍山县下乡。
农村确实广阔,年轻人下到田地里就不见了。阮齐林要负责改善土地肥力,他的田地在山头,坡高路远。农家的粪桶高,阮齐林个子矮小,又不会换肩,只能直挺挺的扛上山头。农闲时分,他还跟着大队去背石头,修水坝。
1978年高考,张建田凭借替父写检查的3年功底,政治考了93分。历史考试又遇到了孟良崮战役,他的父亲就在此役中立下战功。他特别熟悉,先引用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随后就滔滔不绝。

不过,张建田把作文缩写看成了“改写”,出考场时,幡然醒悟,几乎要昏厥。





也有考题正中下怀的。
1966年春,肖复兴就收到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录取通知,他却被召唤去往北大荒。1978年,年纪压线的肖复兴永远记得中戏首试的考题《重逢》。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计划5个系招120 人,但前来表演系报名的考生就近万人,竞争激烈。初试是分析影片《英雄儿女》,30分钟后,考生田壮壮就交卷离场了,因为他的父亲田方是该片的主角。
1978年,全国610万考生只有40.2万人得以进入大学,其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2岁,叫张亚勤。40年后,他成为百度公司的总裁。
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张建田还记得父亲打电话时的哽咽;阮齐林是那辆挤满考生的卡车上唯一的幸运儿,只是通知书到家时,阮齐林母亲的遗像已经挂上了墙头。

阮齐林在开学前夕找到了三个好友去照相馆合影留念,他们给这张照片取名为“新生活”。


阮齐林与好友的合影留念


四人中,三人都上了大学,日后也各有成就。只有杨志太过了重点线4分,却没有被录走。十几年后,杨志太所在的工厂倒闭了,他就在当地的小区做了多年的保安。
张建田家的大学故事也还没有结束,张家兄妹7人中前后有6人上了大学,张建田说,这倒不是因为张家人聪明,因为这是走出大山的唯一出路。
六弟一直在复读高三,第5次高考,因为压力太大,昏倒在考场上,父亲用担架把他抬出来,要他弃考。张建田从重庆发电报回家:再考不上,我就拿枪回来枪毙你。
第六次,六弟考上了南京林学院。1990年代,他技术移民至加拿大,在枫叶之国,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林业专家。
“我曾领略一种高尚的情怀,这是我的烦恼”
1982年春夏两季,77级、78级接连毕业,在人才断档十余年之后,国家百废待兴,国家提出干部队伍年轻化。社会对这两级学生翘首以待,就有了“77金、78银”美誉。
今天,在中国的各行各业中,这两级学生里诞生的中坚与栋梁,不计其数。
西政78级的分配名单显示:1982年夏天,163人进入中央机关22个部门及其下属单位,191人分配到2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35人继续读研深造。从区域看,去往北京与广东省的最多,达到了130余人。


阮齐林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时的学位证书


张建田的毕业证书


阮齐林考上了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户口也迁到了北京。1957年,阮齐林就出生在这里,他随父迁到安徽省安庆市,又从城市户口迁到了霍山县的农村公社,最后因为高考的缘故,又重新回到北京。
作为中国著名的刑法学家,阮齐林不仅仅只是书斋中的学者。1996年开始,他就是《今日说法》的普法嘉宾。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在西政78级的学者中同样是普遍的。近期,他从刑法的立场为“仿真枪案”写普法文章,为“刺死辱母者”鸣不平,刑法领域的诸多困境令他尤为烦恼。

1982年,一个军队的调令让张建田错失了最高检提供的职位,他回到了原部队当了排长。张建田从法理出发,发表了名为《部队还需不需要我们》的文章,这引起了军委的注意,文章甚至推动了军队的高考改革,他也被调入北京,在中央军委法制局任职,成为中国军事法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中央军委法制局正师级法制员张建田,孙俊彬 摄


现在,张建田开始了下一部回忆录的写作,他希望能够体现出中国在军事法领域的发展脉络。张建田对说:“1979年,中国只有7部法律,现在有257部法律,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40年来的中国法治走的每一步,都可以看到西政78级的脚印。”
一些晚辈觉得他写回忆录不过是上了年纪爱回忆旧事罢了。张建田不认同,他觉得那一代人的精神与风貌是有传播价值的,是可一而不可再的。
退休后,他经常到高校给大学生上军事法的课程,他特别反感当今大学里弥漫着“利己主义”的气息,他说,“学生请我吃饭,一定是有事相求。他们当学生干部,入党,都有很明确的计算,他们把时间花在考证上,却不读书,不关心国家大事。我怎么说,他们都不理解,真是烦恼!”
正像歌德诗云:“我曾领略一种高尚的情怀,我至今不能忘却,这是我的烦恼。”
来源:搜狐号《后窗》




延伸阅读

有一种神话叫西政78级



01:曾经的中国法学“黄埔军校”
偏居西南一隅的西南政法大学,曾被称作中国法学的“黄埔军校”,也有人评价它是中国法学教育最成功的典范。
西南政法大学前身为西南政法学院。1953年9月20日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西政合并5所大学法律系而成立。
在这之后的20多年里,学校经受了冲击,发展步伐逐渐缓慢,西政被停办近十年。
1978年2月18日,国务院高教部决定将西政列入全国首批重点院校,而且是司法部所属全国5所政法院校中惟一一所重点大学,并被批准提前于其他政法院校一年恢复招生。



那一年,梁治平、夏勇、贺卫方、王卫国、龙宗智、江山、蒋庆、顾培东、程燎原、王敏远、陈泽宪、江必新、张穹、于安、周强……到西政就读,他们成为当代中国法学界的精英、俊杰。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在其所著《从法学引注看中国法学的现状》中开出的国内法学学者“大名单”——近乎一半出身西政。
有人评价说,西政的“新三届”(1978级—1981级)是中国法学教育的成功典范。他们的学术或政治成就对中国法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所谓“西南现象”的大致含义。
1990年代中期,西政在法学教育中仍保有傲视的姿态和实力。1997年的“211工程”的失利是西政困境的标志。司法部当时所属的6所高校只有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进入“211”的名额。
1991年6月,种明钊教授被任命为西南政法学院院长。上任后,他便提出自己的计划,在他的任期之内,一定要办好三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更改校名为“西南政法大学”。



1995年5月,“西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南政法大学”,种明钊成为西南政法大学正式挂牌的首任校长。
1999年末,西政校园开始传出这样的消息:西政将被并入重庆大学。西政最终被保住,但改革再度袭来,西政由全国性大学变为地方性大学。
2002年,有关机构做出中国法学教育排名,西政位列12,前12名除西政和中国政法大学外,全部为综合性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排名第五。
自此,这所传统名校因为远离中国的政治或经济中心,她在教育资源和教育政策上被一步步边缘化。
一些西政学生把西政调侃比作俄罗斯——一个“落魄的贵族”。



02:西南政法78级难以复制的神话


对于中国的法律界而言,197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攻读法律的这一届学生,后来高密度地诞生了一大批对中国法治影响深远的人物。
1978年,西南政法大学恢复招生,共招生400名,其中法律系364人。
1978年的这一届人,后来成为西南政法大学引以为豪的骄傲,他们当中诞生了后来在中国政界、法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字——周强、贺卫方、梁治平……在1978级校友入校30周年纪念时,统计表明,这届学生中省部级领导职务的有14人、厅局级领导约100人,知名的法学学者近100人。这就是后来屡被传颂的西政78级神话。
目前,七八级400多名同学中,从工作单位地域划分,北京和广东最多。北京有60余名,广东省有70余名。除北京、广东外,人数较多的是重庆和四川,各约30名。其他200多名同学分布于全国各地,但黑龙江、吉林、内蒙、青海、西藏、台湾、澳门目前没有七八级同学。大约10名同学已移居外国。
从职业上划分,七八级同学目前仍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大约200名左右,占全部同学的半数;在国内各大学担任领导职务和任教的大约100名左右,其中包括10名左右的同学在社科机构任职。其他100多名同学的职业,以律师为主,约有70余名,还有少数同学经商。
为何78级法律本科生能够取得群体性的成功,成为一种现象?
尽管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答案,但有一个原因是他们都意识到的:时势造英雄。78级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现象、一个神话,与当时特殊的时代环境分不开。
正如清华大学教授、西南政法学院78级的于安所说:“78级读大学时,正处于国家的转折时期,社会需要大量法律人才,他们生逢其时,无比幸运。”
经常有法学界人士这样问西政78级学生:为什么会走出那么多优秀的人才?78级学生为什么会取得群体性的成功?
被问多次以后,西政人除了回答客观的“时势造英雄”的原因外,还会提到“西南精神”。
一位学者将这种精神解释为:学术开明、思想独立、治学严谨、厚德重法、生生不息。
而今天的许多西政人认为,78级就读的时间就是“西南精神”的奠基时期。甚至有人将“西南精神”称为“78级精神”。
一位研究78级现象的学者说:“正是从78级的学生开始,西政人就表现出一种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他们一边走在泥泞不堪的小道上,一边谈论着他们对时事的惊世骇俗的看法;他们没钱坐车,却步行到重庆的人群聚集地,告诉劳作奔忙的人们‘中国应当向何处去’。”
有人说,78级法律本科是一个神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前无古人似乎已经是事实,对于后无来者,许多人还有期待,抑或将来还会出现类似的神话?
“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78级。我不知道这是一种骄傲呢,还是一种悲哀?”一位法学界人士的发问,将沉醉于78级光荣历史的人们拉到现实中来,“我们还能不能创造一个新的78级神话?”
对此问题,著名学者、西政78级的陈泽宪坦然回答,“时代背景无法重拟,学生群体特点难以再现,相同的奇迹自然不再。”
顾培东有着类似的观点:“西政78级的辉煌——那是历史的际遇,可一而不可再。”
有人说,78级法律本科是一个神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前无古人似乎已经是事实,对于后无来者,许多人还有期待,抑或将来还会出现类似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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