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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将华国锋选定为最后接班人?

日期:2020-10-18 05:54:50 点击数:317 来源:知青之友 作者:选送:知史


毛泽东为何将华国锋选定为最后接班人?



选送:知史





本文摘自《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薛庆超 著,人民出版社,2008.11



4月4日是清明节,是中国历史传统中悼念先烈的日子。这一天又恰逢星期天。北京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达到了高潮。

上午8时开始,北京曙光电机厂的3000余名职工和北京青云仪器厂的1000余名职工,分别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高举“深切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巨大横标和精心制作的花圈,来到天安门广场。

数不尽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拥向天安门广场。有1400多个单位的职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摆放了2073个花圈,来悼念周恩来。自发参加纪念活动的200多万人民群众,用数不清的白花、花圈、花篮、花环、诗词、文章、条幅、标语,把天安门广场装点成了名副其实的“花山诗海”。

上午10时,一位青年工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以血明志,在一块白绸上写下血书: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您!”

上午11时,首都钢铁公司一位青年工人登上天安门广场北面用来照相的木台,作了《怀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演讲。

清明节这一天,在无数众多的诗词中,有一首《清明悼总理》的长诗,感情真挚,爱憎分明,深切地表现了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之情,愤怒地斥责了“四人帮”的罪恶行径,郑重表达了人民群众拥护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愿望。

晚上,天安门广场仍然人山人海。这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西南角的汉白玉栏杆上,出现了一篇短文: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

一、1974年1月,江青扭转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矛头对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二、1974年12月,江青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诬蔑中央领导同志,并企图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

三、1975年1月,毛主席识破了江青的野心……召开了四届人大,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了中央工作,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四、1975年7月,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江青,停止其在中央的工作。在周总理养病期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

五、最近的所谓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垂死的翻案活动。他们已经成了不得中国大多数人心的过街老鼠。






这篇短文的作者,显然比较了解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和“四人帮”的内情,文中所述事实基本上符合历史实际。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发现以后,纷纷诵读、传抄,使夜幕下的天安门广场又出现了新的怒斥“四人帮”的高潮。

在清明节前后的悼念活动期间,一位青年工人曾在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贴出了一首五言诗,一直被人们广为传抄。这首诗的全文是: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诗句言简意深,义正词严,犹如一把出鞘的宝剑直刺“四人帮”的心脏。

在广大人民群众奋起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日子里,亿万中国人民的心飞向了天安门广场,广大干部的心连着天安门广场。虽然限于当时的特殊原因,他们不能亲自来到天安门广场投入战斗,但他们的心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天安门广场上的伟大斗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就非常关注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运动。4月1日,他从办公室工作人员那里看到从天安门广场抄回来的“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首诗后,非常欣赏,反复吟诵,连声称赞:好诗,好诗!并打听作者的姓名,表示了极大的关心。4月2日,北京、南京都在采取措施,阻止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活动。叶剑英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他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决心像暴风雨中的海燕一样砥柱中流,挽狂澜于既倒。这一天,他在住地情不自禁地用俄语轻声朗诵起高尔基写的名篇《海燕》。

4月3日,叶剑英听了办公室工作人员讲述的天安门群众运动场面以后,非常激动地表示,一定要亲自去天安门广场看一看,但被工作人员阻止了。清明节前这几天,叶剑英经常让工作人员和孩子们把从天安门广场抄来的诗词一首一首读给他听,听了以后,还要人抄给他看。他常常边读边赞:“这些诗词情真意切,爱憎分明,大气磅礴,真是难得的好词啊!”清明节这天傍晚,叶剑英再也忍不住了,悄悄乘车,来到天安门广场,他要亲眼看看人民群众的空前壮举。汽车在缓缓行驶,叶剑英的心,与广场上的花山诗海融为了一体,与广场上数不尽的人民群众融为了一体。叶剑英以深情的目光注视着广场上的壮观场面,那高大的花圈和洁白的花朵,是人民群众献给周恩来的心香;那要求实现“四化”的充满激情的词章,是人民群众拥护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呐喊;那犹如匕首、投枪般锐利的诗词,是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怒吼。在这庄严肃穆的天安门广场,在这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真挚感情爆发的地方,老帅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也许,就在这个时候,老帅已经下定了决心,坚决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上慰忠魂,下顺民心,写出中华民族历史新的篇章。



中国人民自发的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心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意志,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力量。这一切,都使“四人帮”惊恐万状,胆战心惊。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年间,总是他们在那里盗用“群众运动”的名义,“运动”别人。如今觉醒了的人民群众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起来反对他们了,这怎能不令他们惊慌失措呢?

从1976年3月30日至4月2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先后给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打了24次电话:一是给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性质;二是诬陷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欲将他们置于死地;三是打击敢于起来与“四人帮”作斗争的群众;四是出谋划策,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加紧制造反革命舆论。



王洪文3月30日在电话中恶狠狠地说:

“你们在南京有记者吗?(鲁瑛答:“有记者”)叫他们反映重要情况。南京大街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南京事件是因为省委有走资派,它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

姚文元4月2日15时40分又在电话中布置:

“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报纸要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掌握斗争大方向。这股反革命逆流这样猖狂,是没落阶级的表现,是不得人心的。因为有个资产阶级,他们是要跳的。”

 4月3日姚文元再次打电话精心策划说:

“是否可以写这样一篇社论,题目是‘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首先讲,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形势大好,取得了很大胜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已很孤立,工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第二段,要讲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要提防阶级敌人的破坏,要追查谣言等。”

“最后,要批邓,警惕转移斗争大方向,多讲几句。要写得短,气要足。”

4月4日姚文元又一次打电话攻击人民群众的纪念活动:

“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一要抓紧批邓,二要打击反革命。你们内部要继续讨论这种活动的性质,认清性质。要继续批邓,不要听信谣言,听到要追查。”

4月5日王洪文亲自到天安门广场坐镇旁边的一座小楼,用电话指挥《人民日报》记者:“跟着最坏的,离开天安门再抓。4日抓了3个。你们盯住,不仅社会上的,要盯党内资产阶级,民兵要参加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

早在3月份,人民群众刚刚开始往天安门广场送花圈时,“四人帮”的干将、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四人帮”被粉碎后,畏罪自杀)就布置对送花圈的单位、人数和花圈数进行登记上报。以后,他又布置人员到广场监视人民群众的活动、照相取证、撕毁诗词,并拘捕了几十个人。4月2日,正式成立首都工人民兵、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卫戍区联合指挥部,抽调了3000余人组成机动力量,随时准备出动。“四人帮”还采用各种卑劣手段,伪造情况,歪曲事实,隐瞒事实真相,欺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4月3日凌晨4时40分,在黎明前的黑暗掩护下,王洪文由便衣人员保护,窜到天安门广场,打着手电筒察看了人民群众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的花圈和诗词后,气急败坏地给在公安部的亲信打电话,说:“你还在睡觉呵,我刚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否则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到将来破案嘛。”王洪文一声令下,他的亲信立即行动,布置人员照相取证,在夜深人静时毁坏花圈,撕毁诗词,干尽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4月4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主持会议,研究天安门广场连日来发生的大规模群众活动的情况。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会议认为,天安门前聚集那么多人,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这“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华国锋说:“很恶毒的”,“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江青从姚文元那里得知《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的内容后,气急败坏,点着北京市委、北京军区负责人的名字说:“中央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为什么攻击中央的人不抓?抓不着要拿你们是问。”毛远新将这次会议向毛泽东报告说:政治局分析了当时北京的情况,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影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政治局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并且决定,从当晚(4日)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这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4月5日,广大人民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采取抗议行动。晚上6时半,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出面,发表广播讲话。

晚上9时30分,出动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带着木棍,封锁了天安门广场,对留在广场的群众进行殴打,并逮捕了一些人。但是,这种镇压却进一步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怒。

4月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部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认为群众的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并决定继续组织3万名民兵集中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待命,派出9个营的卫戍部队在市区内随时机动。会议还建议北京市委将天安门事件写成材料通报全国,以便各地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毛远新向毛泽东书面报告了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表示同意。

4月7日早晨7时,姚文元便召集《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让他到人民大会堂,组织人马,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和《人民日报》记者名义撰写所谓的“现场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为“四人帮”镇压广大群众的悼念活动制造借口,大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舆论。在“四人帮”的直接指使下,由姚文元一手策划指挥炮制的这篇文章,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捏造事实,罗织罪名,对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正义行动进行了肆意诬蔑。在这篇文章撰写过程中,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进行了具体的策划。张春桥大放厥词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姚文元多次布置说:“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要把“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反革命的政治事件”这句话写上去。

4月7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报告情况。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所谓“现场报道”和4月5日晚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听了报告后毛泽东当即表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并说:“由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毛泽东还提出华国锋任总理。

4月7日下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他上午的指示的执行情况,并请示晚上广播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的两个决议的问题。

在谈到中共中央作出的第一个决议是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的时候,毛泽东补充说:“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

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一致通过了根据毛泽东指示作出的两个决议。

第一个决议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第二个决议是: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这两个决议通过一个小时以后,立即以异乎寻常的速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进行了全文广播。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用大字标题,全文公布了这两个决议。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位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说:


“1976年清明前后,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当时,主席对外面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连讲话的气力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那些日子毛远新时常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前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邓纳吉之类的话。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

“4月5日,毛主席正重病卧床。江青说有事要同主席谈。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之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又说:‘政治局已经开了会,作了安排,你放心,过一会儿毛远新还要来向你报告开会的详细情况。’

“不多时,毛远新带着政治局关于四五的决议让主席表态。主席听了汇报后用红笔在纸上写了‘同意,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后来《人民日报》发表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和社论,主席没有看过。”

两个决议的发表,明确说明,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将华国锋作为自己最后选定的接班人。此时的毛泽东已经82岁,年事已高,身体日益衰弱,急于托付后事。1976年2月,毛泽东提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但没有提出提高华国锋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使华国锋只能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代理国务院总理。这表明毛泽东对华国锋还要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考察和考验,才能最后下定决心。

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后的两个月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怎么指示,华国锋就怎样照办。这使毛泽东感到华国锋办事可靠,十分放心。在经历了三四月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后,毛泽东终于最后下定了决心,让华国锋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为了巩固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毛泽东采取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举措,即在提名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形成决议以后,又提议在决议上增加“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毛泽东的这一决策,使华国锋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并由中共中央正式形成决议,立即公开发表。

这样,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虽然没有宣布,但却是在决议中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毛泽东当时是中共中央主席,而华国锋任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已经成为毛泽东之下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二号人物、中国国务院的第一把手。

过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设过中央第一副主席的正式职务名称。刘少奇从1945年中共七大以后,一直到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在长达21年的漫长岁月里,长期居于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的地位,是仅次于毛泽东的党内第二把手,也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亲自选择的第一个接班人。但刘少奇从1956年到1966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整整10年,从来没有被毛泽东提议在中央副主席前边加上过“第一”两个字。

显然,毛泽东是希望通过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向国内外明确表示,自己已经选择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并通过这种异乎寻常的做法,引起人们对原来不太引人注目的华国锋的注意,迅速提高华国锋的威信,尽快巩固华国锋的地位,不断增强华国锋的声望,使华国锋具有法定的身份和特殊的地位。这样,在自己身体不行的时候,华国锋就能够顺利接班。

毛泽东的深谋远虑和用心良苦,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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