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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革中监管蒋南翔

日期:2021-01-13 08:27:40 点击数:230 来源:五四论坛 作者:选送:沈荣庆

  

我在文革中监管蒋南翔



作者:面向大海888  选送:沈荣庆




蒋南翔



       1960年,我从北京第四中学高中毕业后。经过层层选拔考上出国留学预备生,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一年俄语,然后去苏联列宁格勒门捷列夫化工学院攻读放射化学专业,一切均由国家安排妥当。在当时,不可能有私人出国,唯一的留学就是由国家保送去苏联或东欧几个国家,学习的专业亦由国家决定。就在我刚刚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深造时,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苏联拒绝中国留学生学习高科技专业,而只允许学习打猎、养蜂、园艺等专业,父亲建议我转去清华大学继续学习。  

       在清华园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西方建筑,也不是水木清华的楼台水榭,而是清华大学的反右展览,在那里我看到了校长蒋南翔和副校长钱伟长的决战——共产党和右派分子的决战。这是给刚入校新生的第一课,无疑是告诉我们在清华园里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唯有跟蒋校长走,跟共产党走,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同时,我看到了蒋校长的许多照片:中等身材,圆胖脸,眯缝眼,带着金丝眼镜。就是他,在反右斗争中,把留美导弹专家钱伟长等一批右派批驳得体无完肤,落荒而逃;也就是他,既是清华大学校长、高等教育部长、中共中央委员,更是中国教育界最高权威。蒋南翔给我最初印象是一个和我父亲一样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对他的崇敬之感油然而生。后来从父母那里又听说蒋校长早年在清华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是清华地下党创建人之一,他和夫人欧棠亮的结合是由周恩来介绍撮合的……这使我更加敬仰这位校长。尽管我们从未见过面、说过话,他不知道在一万多名清华学子中有我,但我开始知道他。  

       1966年6月,我正在清华大学南口200号基地(原子能反应堆)作毕业设计,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爆发了。当时整个“革命形势”瞬息万变,往往是一个事件还未搞明白,另一个更让人吃惊的事件又发生了,搞得人们晕头转向、应接不暇。我们不得不停止毕业设计回校闹革命,整个清华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教部长、校长蒋南翔,由于17年来执行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而被批斗,由王光美带领的中央工作组也被轰走,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一统清华、红极一时,学校里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里反复播放着语录歌和革命口号,红卫兵小将行色匆匆,到处是战斗的气氛和火药味,而由清朝重臣那桐亲书“清华园”三字的二校门也被推倒了,整个校园里朗朗读书声消失了,我迷茫地看着这一切,还未等我醒过劲来,我的父母已被批斗、赶入牛棚,家被抄得一干二净,三个妹妹各奔东西,我成了黑帮子女。

  席卷全国的革命大串联活动开始了。清华红卫兵散在各地,校园里人几乎都跑光了。有一天,清华井冈山的一个小头目对我说:“给你点儿活儿干,你去高教部看黑帮吧!”我想:反正也出不去,找点活儿干也好。当时清华井冈山的红卫兵高教部联络站设在西单二龙路高教部西院大楼的二楼,原来有四个红卫兵负责,后来全都跑光了。该大楼北边是一排二层楼板房;高教部的走资派蒋南翔、刘冰、黄辛白等部长5人,局长6人,共11人的劳改队就住在此地。当时,我的日常任务就是每天监督黑帮分子劳动,看管他们的日常活动,接待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并代表清华井冈山与各地红卫兵组织联系、写工作汇报。一时间,我虽然不是红卫兵,却成了红卫兵在高教部的最高掌权者。我开始按红卫兵的要求严格监督黑帮的活动,严密监视、管理他们的日常活动,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我开始提审司局级干部,后来是部级,但一想到要提审蒋南翔,我的心里就怦怦直跳,我不知道用什么态度提审他?要他交待什么问题?更如何训斥他?终于不得不提审蒋南翔校长了。一个冬日的早晨大约九点左右,我通知蒋南翔暂时停止劳动,到我办公室来,当他平静地坐在我对面,透过他那金丝边眼镜仔细地端详我时,我也正好奇地审视着他:肌肉松弛、神情木讷、一脸的疲惫;开场白过后,我板着面孔,学着红卫兵的架势说:“蒋南翔,你要老老实实地交待你的反革命罪行!”沉默。“你听见了没有?”沉默。“你和彭真、林枫是什么关系?”还是沉默……我开始着急、发火、在想怎么让他开口。“你是几年级的?哪个专业的?”他突然操着难懂的江浙口音反问我,当我回答后,他又慢条斯理地说:“你是应届毕业生,在清华学习了六年,你应该自己有一个判断,我们党所执行的是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我无言以答,我开始沉默,接着双方便都陷入了沉默……最后我以自己都不能听见的声音说:“蒋南翔你老实点!你滚吧!”第一次的提审就这样宣告结束。  

       第二次提审蒋南翔时,我不再板着脸、装腔作势和狐假虎威了,因为这些对他完全无济于事。我开始以相互平等的态度、和蔼的口气同他对话,甚至是讨论问题;但他仍然是沉默多于交谈。在接触的过程中,我渐渐地发现蒋南翔是一个非常内向而又沉默寡言的人,他的话不多,而一旦出口,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平静的举止中透着临危不惧的个性。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当中,人们都被逼疯了,整天都在干着哭笑不得、而又自相矛盾的事,我明明是被红卫兵扫地出门的黑五类,可又能代表红卫兵发号施令;我明明知道这些黑帮是好人,可却要叫他们劳动改造;我明明知道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却要逼他们交待反革命罪行。好在整个联络站就我一人负责,我开始胆大妄为起来,当时规定不许黑帮看报、听广播,我却开始给他们看《人民日报》,继而《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再接着我把《清华大字报汇编》及《井冈山》小报也拿给他们看,我知道这么做是在冒险。因此,我规定报刊让他们看完当天收回,不过夜。他们非常配合,为了增加他们的阅读时间,我把他们每天劳动时间从八小时改为四小时,分成二拨对换着:半天让他们劳动,半天让他们读报,给外人一种表象,只要劳改队里黑帮们在干活儿即可。同时。我把蒋南翔由扫厕所、刷马桶等最脏、最累的活掉换为较轻松的清扫食堂的活儿,而让一个“叛徒”司长顶替了他。这样一来,整个劳改队一下子活跃起来了,长时间的封闭被打破,死气沉沉被掀开,由于他们知道外面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开始学习、思考,相应的讨论也多了起来,偶尔还能听到老人们的谈笑声,渐渐地我把单个提审变成了“神仙会”,经常找几个人到我办公室,就当前的形势发表议论。刚开始他们还很谨慎,按报纸的调子鹦鹉学舌,后来渐渐熟了,也摸准了我的底牌,便逐步打消顾虑,畅所欲言,直至认真地讨论起来。副部长里要数黄辛白和刘冰发言较多,黄辛白喜欢问为什么: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派工作组?为什么撤工作组?为什么要让红卫兵起来造反?……之,文革中的任何一件事他都想不通。而刘冰,高教部副部长、清华党委副书记,文革前,我曾在学校听过他的多次报告,现在的他仍像当年一样:身躯高大、昂首挺胸、侃侃而谈,他能巧妙地引经据典并用毛泽东的话来批判当时的革命理论,讲得头头是道。难怪他1969年复出后,由于骨子里难以和“四人帮”唱一个调而再次被打倒。至于蒋南翔始终是沉默多于言谈,但是别人发言时他却从不闲着,专注聆听,仔细记录,同时他那眯缝的小眼在明亮地闪动着,我看得出他的脑子也没有闲着,他在不停地思考着。我有时查夜,别人屋里都熄灯了,唯有他屋里的灯光还在:他不是在踱步沉思,就是在奋笔疾书。  

       有时“神仙会”也展开热烈的辩论,我的极左思想往往受到他们的群起围攻,把我批得体无完肤,这便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在与他们的讨论中我明白了许多永恒不变的道理;在和他们的接触中,我感到平等和温暖,我们之间无形中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表的亲情。

  1967年1月,北京的严冬零下十几度,凛烈的北风席卷着黄沙、扑打着窗户,才下午四点多钟,暮色已早早降临,我正在昏暗的灯光下看报,突然,六、七个外地红卫兵夺门而入,操着江浙口音:要揪斗蒋南翔等走资派。我看了他们的介绍信才知道是浙江大学的红卫兵。浙大是全国22个重点高校之一,直属高教部领导,因此揪斗蒋南翔等人是名正言顺之事。但我想:这时如果让他们把人带走的话,必定凶多吉少。于是,为了先稳住他们,我急着端茶倒水、准备晚饭,同时我告诉他们:清华“井冈山”有规定,如蒋南翔等人需要离开高教部必须由蒯大富亲自批准才行。我当时马上装模作样地打电话联系,然后告诉他们:总部负责人不在;你们先回去,待总部批准后,再通知你们来提人,他们虽然不满,但又慑服于清华“井冈山”之名,只好悻悻离去。浙大的红卫兵走后,我因家中有事,亦匆匆离去了。第二天一大早,大雪纷飞;我冒雪蹬车去高教部上班,刚到二楼,见一个人蹲在办公室门口,近前一瞧,原来是劳改队里年龄最大的刘司长,他对我说:你可来了,出大事了。原来,我走后不久,浙大红卫兵又杀了回来。他们直奔后面的小二楼,并将蒋南翔等人装入麻袋,扔上早在门口等候的大卡车,直奔火车站。当时恰好年迈的刘司长在厕所,忽闻动静不对,没有出来,才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当时我一听,焦急万分,顾不得一切,马上与清华“井冈山”、浙大的红卫兵联系。然而一切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我一个人颓然坐在办公室里,感到筋疲力尽、两眼无望地注视着窗外:真不知这样的天寒地冻麻袋里的老人们会怎么样?用麻袋把他们扔上卡车,然后装上火车,他们能挨到浙大吗?他们的命运将如何……甚至他们还能活着回来吗?  

       大约一周后一天的傍晚,寒风刺骨,风雨交加,在寒冷昏暗的暮色中我蹬着车去高教部值夜班,刚到楼梯口,我看到有一堆东西,走近看见是几个大麻袋,我随脚踢了一下,麻袋微微颤动了一下,我即刻明白了里面可能是他们,便立即将麻袋打开:只见一个人缩成一团,全身在颤抖着、臭气扑鼻;接着我又打开第二个:其中的人也是缩成一团,已不能动弹,身体滚烫、喘着粗气、奄奄一息;又接着第三、第四个……我将他们一一抱出麻袋,放在水泥地上,他们已无法站立,痛苦的折磨和极度的衰弱已经没有一点力气,我拿起一个脸盆,跑着来到西单商场,买了半盆馄饨及十几个烧饼等急忙回来,让他们赶紧吃,他们显然已是很长时间滴水未进了;其中的一个局长被打掉三颗牙,嘴角还在渗血。接着,我又去打了一盆水,帮他们擦脸时才发现个个鼻青脸肿、浑身带伤。待他们吃了点东西,稍稍恢复些体力,他们才告诉我:被装在麻袋里,像货物一样在火车上被踢来踢去,到杭州后分别在浙大、杭大等几所高校接受批斗,处处受到非人的待遇……我连扶带抱地将他们一个个送回小板楼住处,我扶蒋南翔时,发现他的金丝边眼镜已被打丢,其右腿拐得厉害,我问他:骨头有没有伤着?他说开始很疼,现在已经完全麻木了。安置他们停当后已夜深人静,我久久无法入睡:看着这些革命老前辈被无知的年轻人折磨成这样,我实在心疼,他们紧紧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几十年,并建立了新中国,对党忠心耿耿,却成了走资派,而乳臭未干的少年都成了高高在上的革命派?  

       经过几周的治疗和恢复,劳改队也恢复了正常。毛泽东又发出了“回校闹革命”的最高指示,那听话而又闹够了的红卫兵回到了学校。一天,清华“井冈山”通知我马上交接工作,回校闹革命。于是我很快办了交接手续,趁着晚饭间的空当,我向“劳改犯”们一一告别;他们注视着我,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瞬间我感到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多么难得啊!最后我来到蒋南翔的房间向他告别,我说:“我要走了,回校闹革命;真正的清华‘井冈山’要来接管你们了,你要多加小心,多保重!”他一脸茫然,沉默一会儿;他说:“谢谢你对我的关照,你走了,我的日子也不会太长了……”他走到小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支笔,然后从手腕上摘下了手表,走到我面前说:“孟起,我身上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这两件是我随身用了几十年的东西,你留着吧,如果以后咱们还能见面,你再还给我;如果不能见面,你就留作纪念吧!我也没有什么人可托付的了。”我接过这两件东西,激动得不知所措,我心里明白:他的夫人欧棠亮在中联部正红得发紫;而子女却下落不明,也许我是他唯一能托付的人了。我看着这两样东西:一支派克笔和一块欧米茄手表。这些在当时算是名贵物品。我想了想说:“笔我留下,表你留着,说不定需要时用它换钱哪!他明白我的意思,不再坚持了;而彼此的双手长时间、紧紧地握着,难以分开;我哽咽着对他说:“蒋校长,我们一定会见面的,我等着您,多保重……”泪水顺着我的面颊流了下来,他也热泪盈眶地说:“谢谢你,坚强些,我们一定会重逢的。”我感到浑身一股暖流在涌动,这位老人平时沉默寡言,神情木然,然而却拥有一颗激情火热、坚强不屈的心!  

       回校后,我将派克笔仔细清洗了一遍,用布裹着,并在宿舍里找了一个常人难以发现的地方藏了起来。  

       有一天,突然有几个红卫兵抡着皮带,踢门闯入,高声嚷着:你是孟起吗?我回答是。话音刚落,其中的一个举起皮带朝着我的脸猛抽了一鞭,我顿时两眼冒着金星,天昏地暗,脸上火辣辣的,还没容我反应过来,几个人将我双手反剪,被按着头,紧接着屁股上又挨了几脚,然后,便莫名其妙地被押走了。他们把我推进了一间小屋,接着将门反锁了。屋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我又气又恼,拼命地拍打着门,大声叫喊:放我出去!为什么要关我!然而,一切都是枉然,没有人理我,渐渐的我的嗓子喊哑了,整个身体疲惫不堪,瘫坐在水泥地上,借着门缝透进的一丝光线我才看清:这是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仓库,没有窗户,里面堆放着各种过期的刊物、报纸及一些彩旗等杂物。我干脆躺在上面,内心渐渐平静下来,思索着红卫兵为什么要抓我?绞尽脑汁地猜测各种可能性:是高教部的“劳改犯”出卖了我?这似乎不太可能。或许是我父母的“专案”又发现了新的罪状因此而牵连到我?我更寄希望于他们搞错了,然后将我放了;但是,我苦苦地等待了两天,连门也未被打开过,我有些熬不住了。正当我昏睡之间,突然门被打开了:门外射进那刺眼的光线晃得我两眼难以睁开,随后我被双手反绑着,并有人将一个牌子往我的脖子后面插了进去,然后被一帮人连拖带按地押到了大礼堂,台下坐满了红卫兵小将和普通群众,全场人声鼎沸:“打倒现行反革命”、“打倒走资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接着便是语录歌的歌声一浪高过一浪。我和其他五、六个人同时被押上了台:“批斗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大会开始了,台上声嘶力竭,台下群情激昂,我被按着头,撅着屁股,两眼直视地板,双手被垂直反绑着,当时,我什么也无法看到,什么也没有听清,整个脑子一片空白,因为我根本就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大会整个过程简短有力,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那时,像“批斗反革命分子”等名目的大会经常开,犹如耍猴一般容易,人们已司空见惯。红卫兵又将我押往台后,给我松了绑,又朝着我屁股一脚,滚吧!没等我回头问个究竟,那些红卫兵早已作鸟兽散了。回到宿舍后,同室好友悄悄地告诉我,水利馆前的墙面贴满了关于你的大字报……我耐着性子挨到了半夜,套上棉猴、戴上口罩、怀里揣着小手电筒,悄悄地来到了水利馆前:《蒋南翔的变天账》为大标题,副标题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孟起通风报信……其内容全部是蒋南翔的日记实录:某月某日,孟起给我送来了《人民日报》……我认为今天的社论……某月某日,孟起送来了《清华大字报汇编》第四期,其中有几篇大字报我不能苟同……某月某日,孟起为了使我们更好地学习文件,将我们的劳动时间减半,并改为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甚得诸公拥护……某月某日,孟起将我由打扫厕所调换至食堂劳动……至此,我全明白了。蒋南翔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而且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红卫兵接替我后立刻抄了他的住所,搜查出了这本“变天账”,显然我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在“事实”面前我无冤可伸,罪有应得嘛!  

       1968年我离开清华大学后,无论是在胜利油田劳动改造,还是在燕山东方红炼油厂当司炉工、车间主任期间,我始终关注着蒋南翔的消息。在那个年代里,好消息几乎没有,而坏消息接连不断,不时耳闻蒋南翔在不停地挨斗,他仍顽固不化、抵抗到底。我心里明白:他在维护做人最起码的尊严,为了坚持真理,他宁死不屈,确实是一条硬汉子。  

       1976年“四人帮”的倒台,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然而,仍然没有关于蒋南翔的消息。直到1978年,从朋友处听说蒋南翔已复出工作,并在天津市委任职,我半信半疑,抱着投石问路的心态,致函于天津市委,不久,便收到了来自天津的复函,并且还是蒋南翔的亲笔,内容简短:孟起:你好!我已开始工作,现任天津市委文教书记,不久可能回北京工作,希望能早日见到你。保重!  

       数月后,单位领导转告我,蒋南翔已调入北京工作,并任中科院副院长,他希望能与我见面。在约定的时间,蒋南翔派车来燕山石化总厂接我前往中科院,在那里我见到了阔别了19年的老校长;我们再一次紧紧地握着手,热泪盈眶地彼此问候,接着他说:“对不起,让你吃苦了。”说实话,这是我们谁都没有想到的,又可见我挨斗之事他早已有所闻,然而,与他相比我所受的苦又算得了什么。在这久别重逢之时,我仔细地端详着蒋南翔:他基本没有变,似乎比以前更内向、沉默寡言,表情甚乏;然而在他额头间的皱纹更加深刻,这是十几年来历经沧桑的见证。另外,当我将他托我保管的笔交还于他时,他异常地惊喜,他要我将它留作纪念,但我却不知为何执意要归还于他。  

       踏入他办公室的瞬间,它那宽大而舒适的环境,柔软的地毯,明亮的家具,一下子将我们之间的距离拉大了,他已不再是十几年前在那板楼的小屋里的那个近在咫尺的蒋南翔了。在这以后,蒋南翔又几次来电话约我,我也曾赴约过几次,但总觉得我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共同语言越来越少,另外,他的工作很忙,我也不愿意多打扰他,由此而渐渐地中断了联系。  

       1980年,我被国家经委选派前往日本研修企业经营管理科目,回国后被分配在邮电部下属之508厂工作,并任厂长,这是一个千人以上的大厂,以生产集成电路为主,当时亏损严重……我接手后,吃住在厂里,并决意参照日本的企业管理方法将它彻底改变面貌……该厂位处小西天,我每天早晨在师大附近跑步,有一天清晨,我正在跑步,远处望见前面有位老人在散步,背影似乎很熟悉,我加紧脚步跑上前去回首望去,那位老人亦恰好透过他那金丝边眼镜望着我,并用手指着我:你,你是……他是蒋南翔,真是巧遇;我们边走边聊,原来他就住在附近四号院的部长楼里,已被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从这以后,因为彼此离得很近,我们不时在一起聊天、讨论,由于他对企业管理不熟悉,每次谈及此话题,他都很认真地听我讲,还不时地提问,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有时还作记录,我见此赶紧劝住说:请别写日记,他听了便开怀大笑;在彼此谈话间,他仍然听得多,讲得少;但每次的交谈他都能教导我处事的原则及给予我各项事宜上的支持。当时,在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为了精简人员,我一下子裁掉了300员工,不少人上告国务院、中纪委,随后国家经委便派调查组对我展开调查;然而,蒋南翔却鼓励我:只要是正确的就要坚持下去。又当我准备改造工厂的封装工艺,并急需外汇时,他又主动提出帮我张罗外汇额度等等;这些帮助在当时解决了我很大的实际困难。我与他的交往,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更加了解,我们有时边吃边谈,经常聊到夜深人静才散去,那时,在不知不觉之中,彼此已成了忘年之交、平等以待的挚友。当时,在他老人家的支持下,经过两年半的努力,工厂已扭亏为盈,我也因此被选为人大代表。  

       1984年,我被调至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并被派往东京任驻日总代表及东华基金事务局局长。从此以后,我与蒋南翔的联系便基本中断了。当时,中信党组书记、副董事长熊向晖是我的上司,他是清华早期地下党,并与蒋南翔是老战友,从他那里我常能了解到有关蒋南翔的近况。然而,由于我常驻海外,回国机会较少,而每次回国皆是公务缠身,来去匆匆,所以很难有机会再与蒋南翔相见。  

       记得1986年间,一次,熊向晖告诉我:“南翔同志住院了,在北京医院,你抽空去看看他。”我去看过他一次。他逝世前半年的一天,我曾去北京医院看望他。那时,他已病情较重,身上插满管子,鼻子里吸着氧气,脸色苍白,神情憔悴,言语吃力,当他认出是我时,热泪盈眶,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并劝他不要讲话,彼此就这样长时间地心心相印地偎依着,真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我深感如此一位在文革中被批斗千百次而宁死不屈的斗士,而如今被彻底地击倒在病魔面前,那是多么地无奈和可惜啊!探病号的时间到了,他仍然不愿松开手,我更依依不舍地离他而去,这便成了彼此间的永别。  

       半年后的一天,我接到了向晖同志来的电话:南翔同志去世了。下面的话便哽咽住了。我伫立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久久地注视着窗外……一场暴风雨之后,蒸腾的水蒸气模糊了喧哗的东京都,仿佛一切均腾升在云雾之中。我明白,这是上苍在悼念南翔同志。我的师长、共患难之挚友,尊敬的长者安息吧,您那硬骨头精神将永远驻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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