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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书荒之年

日期:2021-01-23 07:14:24 点击数:623 来源:知青文摘 作者:翁新京 选送:李磊


我在书荒之年


作者:翁新京    选送:李磊



2006年作者与初中班主任老师合影




  不读书的青春是不开花的青春,没有书读的青春是没有阳光的青春。


  往事钩沉,朝花夕拾……


  也许是遗传了母亲的基因,也许是襁褓中听着童谣,幼童时在故事的熏陶中长大的缘故,我从小就仿佛对浯言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偏爱。父母抱着刚牙牙学语的我登北海白塔时,我连说“不自由……”而在北海荡舟时却说:“很自由……”。别人问我名字,我竟大言不惭、摇头晃脑地说:“我叫真美丽!”这成为我们家人几十年来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


1965年北京学校六一表彰好学生合影(前排右一为作者)


  我四、五岁时,就经常搭着板凳,取下哥哥姐姐们放在高处的书,然后纠缠忙着家务的母亲,要她给我讲书上的故事,那时我最喜欢听的是《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还是那时,每当大人们逗趣地问我长大了干什么时,我总是不假思索、一本正经回答:“我要当文学家!”


  儿时没有现在已经普及了的学前教育,普通民众甚至对“学前教育”这一概念闻所未闻。父母虽然都有文化,但因工作繁忙、家务繁重,对子女的学前教育无从谈起,只能是给予我们一种如前所述的耳濡目染、自然而然的文学艺术基本素养的启迪。我七岁以前基本不识字,识字从发蒙才开始。


  1962年秋季我入学启蒙了。我从看课本上的故事和连环画开始了自己的阅读历程。课本上的故事《小猫钓鱼》、《狼和小羊》、《小马过河》、《瞎子摸象》、《乌鸦与狐狸》、《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这些课本上的故事让我爱不释手,还有图文并茂的连环画让我着迷。然而到一年级结束时,这些就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了。


1970年作者留影


  记得才上小学二年级时,我第一次拿着父亲的借书证,怯怯地来到单位图书室向管理员借阅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管理员瞪大眼睛,惊诧地问:“你看得懂吗?”我诚惶诚恐地连连点头说:“看得懂。”其时,我的识字量还不足以顺畅地阅读这样的大部头,只图个一知半解就心满意足了。每当我坐在小板凳上,手捧小说贪婪地阅读,突然遇上生字的时候,就紧皱眉头、不由自主、自言自语地说一声“什么?”往往一页书看下来会不由自主地说出一二十个“什么?”看着我聚精会神、念念有词的样子,母亲喜笑颜开连连说:“瞧这个小书呆子呀!”哥哥姐姐们乐不可支。


  有这样一种对书籍、对文学出自本能的爱又生不逢时,因而注定我要为这爱而吃苦。


1976年毕业实习与学生合影(前排中为作者)


  1965年末,父母支援西南“三线”建设,我年仅十岁,刚上小学四年级,就随父母家人离京赴川,不久“文革”开始。


  随着“文革”的“破四旧”浪潮,几乎所有的文学艺术作品都被斥为“封资修”打入冷宫,也没有新的作品替代,从而断绝了我们这一代“祖国花朵”的精神食粮。


  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我已经上初中,学校开设的课程只有政治、语文、数学、英语和“工基”(工业基础知识)、“农基”(农业基础知识)。我正处于长身体和求知欲旺盛的少年时代,而当时食品严重短缺,精神食粮极度匮乏。生活上营养不良尚能“少年不言愁”,文化饥荒的煎熬更让人难以忍受。充满政治说教的语文教材非常枯燥,虽然语文老师是一位业务素养很高,特别是古文功底很深厚的老教师,但是在那个年代“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白白荒废。因此语文课也让我提不起多大的兴趣。语文课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老师经常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在课堂上讲评,特别是有一篇作文曾在全年级九个班讲评时,才给我带来一丝快乐。除此以外,记得还有一次更快乐。


1978年留影


  那是有一堂课语文老师讲评作文,拿来一位男同学的作文,作为“反面教材”。因为我们当时的语文教材上有一篇课文,是反映“抓革命促生产”时“工业战线”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其中有一句话是“厂房里,炼钢的工人叔叔们手里拎着一条条火龙,在车间里飞奔。”而我们班上这位可爱的男生在他写的作文里照葫芦画瓢、生搬硬套“庄稼地里,种地的农民伯伯们手里拎着一把把锄头,在田野上飞奔。”当老师念到这里的时候,我笑得差点儿憋气,心想:这农民伯伯们是一群神经病呀?


  不过,这样的乐趣在课堂上少而又少。


  家中被“文革”荡涤后仅剩的几十本小说不知被我翻看过多少遍,女作家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中女主人公林道静的人生理想和革命道路让我向往,她和革命青年卢嘉川的爱情让我唏嘘不已,触动了我少女的情愫。


  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句名言当时的人们耳熟能详:“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至于因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至于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我将这段话工工整整抄写在笔记本上,默记于心,倒背如流。


  哥哥姐姐们“文革”之前读过的语文、历史和地理等课本,我也搜出来一本不漏地浏览,我粗浅的地理知识也是那时的积累,比如全世界各国的首都,当时我就知道百分之八九十,而我国的省会城市和较大城市全知道。著名俄国诗人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也是在姐姐读过的语文课本上第一次看到,故事情节我至今记忆犹新。


  实在无书可看,我就从家中找来一些批判性的文艺评论文章看,其中有“文革”前出版的《跃进文学丛书》,记得里面还有“四人帮”成员姚文元早期的文艺理论文章,他的文笔让我叹服。文艺评论中高深的理论我是读不懂的,只是渴望从那些文章涉及的零零星星、支离破碎的小说情节中体味故事的乐趣。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巴金的《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柔石的《二月》,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还有苏联的《叶尔绍夫兄弟》等许多小说,我最初都是从那些评论文章中略知一二。偶尔借到一本未读过的小说,我总是熬更守夜一气读完,并拿到班上和同学分享,课间时同学们聚在一起品味我找来的“课外读物”。


下乡前夕与同学合影(前排右二是作者)


  记得家里有一本“文革”之前出版的当代诗歌集,其中辑录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诗人闻捷、郭小川、贺敬之、艾青、顾工等诗人、作家的作品,也有一些“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新人诗作,其中有一首诗歌《难忘的航行》是东海舰队文工团创作员梅明亮的执笔之作,“文革”之前曾在全军文艺汇演中获奖。虽然这首诗也是歌颂领袖的,政治色彩仍是非常浓厚,但是因为这首诗是朗诵诗,特别是一些文字有别于“文革”中语文课本里满篇的伟人语录和政治口号,因此让我们一群少女耳目一新、爱不释手。下课后,在教室里,我们几个女生挤坐在一根长条板凳上看着这本诗集,情不自禁大声朗诵、旁若无人:“战舰奔驰在辽阔的海洋,甲板沐浴着灿烂的阳光,成群渔帆宛如海鸥飞翔,带着欢笑追逐层层波浪。我们紧依在炮塔旁,对着一张照片仔细的端详,它——引起了我们幸福的回忆,我们的心啊,在怦怦地跳荡……”我们陶醉在大海的美景之中,回味于诱人的诗行之间,上课铃响我们全然不知,直到老师走上讲台,我们才吐吐舌头,赶快各自回到座位上。


  为了读书,我曾付出过“惨重”代价。


  那是1970年春的一天上午的政治课,同桌茂芳突然碰我一下:“你不是爱看书吗?我家里有书可以借给你看。”我精神一振,忙不迭地说:“我要看!我要看!”茂芳又说:“一次只借一本,我下午给你带来。”“不,不,等会儿课间操时我就到你家去拿!”我已急不可待。


  茂芳家就在学校附近,下课后我跟随茂芳来到她家,这是年代已久十分破旧的小镇居民房。茂芳搭着梯子上阁楼取书,嘱咐我在下面等着她,我却不理会,紧紧尾随她往上爬。阁楼上光线昏暗,凭借房顶上玻璃瓦透出的些许光亮我看到不少堆积的杂物。茂芳轻车熟路,几步跨过去边走边说:“书就在这个大木箱里。”我心中一喜快走几步,说时迟那时快,我只觉得一脚踩空,“哎呀”一声,还未反应过来,人已从阁楼上稀里哗啦掉下来,重重地坠落在堂屋的立柜旁,一时爬不起来。幸好阁楼不算高,我未伤筋骨,只感到左脸颊火辣辣十分疼痛,用手一摸有不少的血,我“呜呜”地哭起来。这时,茂芳手拿一本书气急败坏、叮叮咚咚地从阁楼上下来,边跑边喊:“糟了!糟了!我忘了告诉你,那个地方少了两块木板,是搭的草席,怪我!怪我!”她扶起我,我边抽泣边拿过她手中的书。茂芳拧来毛巾,我对着镜子擦去脸上的血迹,只见左脸颊上有两条不算很深却不短的伤口。十四、五岁的女孩儿正爱美,想到可能会留下疤痕,我十分伤心。


作者与北京启蒙老师合成照


  梦芳挽着我回到学校,一路上和在教室里,我都用手绢紧捂伤口。中午放学后我回到家中,母亲心疼地问长问短。我坐在板凳上,当医生的父亲拿出酒精、药膏、纱布等,细心地为我消毒、上药、包扎,我任父亲摆布,自己则捧起茂芳那本书津津有味地看起来,逐渐忘记了脸上的疼痛。


  那是一部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集,我看的第一篇是《铺草》。故事讲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驻扎在山村的解放军部队的一位小战士奉命向老乡借铺草,小战士到村里一位老大爷家借,老大爷家没有铺草,但他脾气古怪,而且正因家事心情不好,因此不愿向小战士解释且出言不逊。小战士满腹委屈回到连部,因没搞好军民关系又挨连长批评。小战士走后老大爷后悔了,第二天他赶去向小战士道歉,小战士已外出执行任务。后来老大爷找到铺草送到连队时得知小战士已经牺牲,他痛心疾首,老泪纵横。当我读到这里时眼泪夺眶而出,大颗大颗地滚落到书页上,故事表现的人性美,那时理解的是军民鱼水情深深地打动了我。母亲一直在旁看父亲为我敷药,见状忙责备父亲:“看你!看你!轻一点嘛,把孩子都弄疼了!”我喉咙哽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1999年作者留影


  父亲为我包扎好伤口,我又对着镜子一照,呀!这么难看,好象口罩戴在左脸上,这副“尊容”我可不愿出去见人,下午我没去上学。傍晚,茂芳提着一包东西到我家来,母亲吃惊地说:“你这是干什么?”她神秘地说:“这是新京最喜欢的东西。”我打开一看,哈!全是书!数了一下厚厚薄薄的好几本,我喜出望外。原来梦芳家的小说有上百本,全是她已参加工作的大哥收藏的,平日他从不轻易借书给别人,更不许小妹借给同学,梦芳本想偷偷借给我,没想到惹出事儿来。大哥知道后居然同意再借几本给我看,当时我以为他是以此弥补小妹“过失”,多年后我回想起来才感受到那更多的是爱书人的同病相怜。


  有了这么多书,加上不愿见人这种心理作祟,再有“受伤”这一堂而皇之的理由,于是我心安理得在家“养伤”一周,美美地享受这来之不易的精神食粮,这在我来说真是因祸得福。


2018年与铁技校当年老师合影(中间为作者)


  有了那次“历险”,我仍不顾一切沉迷书中痴心不改,以至后来在农村插队三年时间,虽然深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之苦,但是对精神食粮的渴求却丝毫未减。


  下乡之前,我把家中仅存的几十本心爱的小说收集起来整理好,找来一个大纸箱把书整整齐齐码放在里面,放在家里的床铺下珍藏起来。我还记得家里的藏书除了有中国四大名著外,还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西厢记》、《三言两拍》、《儒林外史》等不少古典小说,当然还少不了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被开垦的处女地》、《静静的顿河》、《叶尔绍夫兄弟》和高尔基的《我的童年》等。然而在我离开家的三年中,箱子里的书却不断减少,直到我返城后就只剩下几本破烂不堪的书了。原来是单位的职工经常找我父亲借书,父亲好心、仁慈,待人非常宽厚,作为医生的父亲,和单位上的职工非常熟悉,因此对借书人来者不拒,他老人家可能把家里的藏书也当成医治患者的良药了,也许在父亲心目中,这也是一种“悬壶济世”吧。这些借出去的书几乎都没有归还。这让我痛心不已,并且忍不住抱怨父亲。后来我就特别反感借书不还的人。读书人的道德底线应该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当然,对像鲁迅笔下的落魄秀才孔乙己的“读书人拿书不算偷”这一谬论,撇开同情的成分,更多的是让我对这种行为的嗤之以鼻。


2019年作者留影


  乡下几乎无书可看,有文化的人寥寥无几,家有藏书的更是凤毛麟角。我更多的时候是阅读有限的报刊,因为我是生产队和大队的宣传员,生产队和大队极其有限的报刊杂志都在我这里保管。每次我到公社和公社邮局去办事,也寻找机会看书报,那时的报纸《参考消息》也是我的最爱,因为是所谓“内参”,有大量海外报道,故其内容相比当时其它报刊上“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文章更具可读性。这也是一种饥不择食。


  我还记得1973年至1974年,全国“批林批孔”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有一期《参考消息》转载了台湾某报的一篇评论大陆批判所谓宣扬“孔孟之道”的《三字经》的文章,我记得这篇评论文章大意是:大陆人认为“人之初”不是“性本善”,也不是“性本恶”,因此台湾作者在文章中调侃大陆人“那么人之初就是一团肉吧”。这种另类的“见解”让我忍俊不禁。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说邻队社员家有藏书,我立即找上门好说歹说借到一本古典小说《再生缘》。书是繁体字,印刷和装帧都很落后,纸张已经发黄、破旧。我却如获至宝,当晚即精神抖擞挑灯夜读,看的津津有味。虽然在当时的现实生活里我自以为年轻、尚不到谈恋爱的时候,并且将爱情毫不留情地一概拒之门外,但是古代才子佳人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却让我着迷。由于看得太投入,额前一缕头发都被煤油灯烤焦了。


  回首往事,思绪万千……


  虽然我并未实现儿时当文学家的梦想,但却万分庆幸自己曾有过对文学的这份痴迷,因为它在没有理想,无所寄托,文化贫乏的书荒之年成为我的“精神避难所”,使漫漫人生路上始终有许多“高尚的人”陪伴着我,有源源不断的“上善若水”滋养着我,有强大无形的力量激励着我,有无穷的乐趣吸引着我。


  刻骨铭心,发自内心,愿“书荒之年”一去不复返!


  2020年12月29日


2020年作者近影


  作者简介:翁新京,女,1955年生于北京海淀区,1965年12月随父母支援西南三线建设到四川省内江市白马电建三公司,1971年7月在内江市白马五中毕业,同年下乡到四川省乐至县石佛区泰来公社,1974年招生进四川内江铁路技术学校,1976毕业,后期成人教育毕业于内江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先后在内江铁路机务段子弟学校、重庆铁路中学和内江铁路中学任语文教师,2010年退休后定居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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