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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知青与延边人民的文化融合(上)

日期:2021-04-07 18:21:20 点击数:124 来源:知青之春文艺联盟 作者:周培兴


上海知青与延边人民的文化融合(上)

 

周培兴



 

 

1969年,上海知青来延边插队落户,延边各族人民欢迎和接纳了他们,并亲昵地称之为“上海娃子”“上海阿得力”。近一万八千名“上海娃子”“上海阿得力”很快融入到延边各族人民之中,与延边各族人民水乳交融、互相融合,一起洒下辛勤的汗水,耕耘着长白山下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书写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令人难以忘怀的篇章。

延边的地域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传统和特点,延边各民族几百年来的联系日益密切,不断的迁徙、杂居、通婚和各种形式的交流,在文化上互相学习,在血统上互相融合,逐渐形成延边特色的区域文化和延边各族群众的心理特征。半个世纪以来,上海知青在这块土地上,给延边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长期共同融合、塑造延边地域文化性格与形象、共建地域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大好局面。

 

民风民俗

 

民风民俗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正恰当地反映了风俗因地而异的特点。延边更有着独特的民风民俗,上海知青的到来,既有“入乡随俗”的一面,也有“大破大立”的一面。

一是礼节。朝鲜族的礼节很严,晚辈和长辈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都有沿袭千年的严格规矩。

姜良骏在《凉水忆事》一文中写到:“当年朝鲜族男尊女卑的思想非常严重,如果有几位朝鲜族老大爷蹲在路边唠嗑,朝鲜族老太太以及妇女都要绕道而走,不许从跟前走过的。下乡头几天,我在一条小路上走着,迎面来了一位朝鲜族老太太,看见我马上就停下,面朝墙壁,要等我过去后才能回过身来继续走。当时我很诧异,后来才知道是朝鲜族的风俗习惯。我们上海知青来了以后,将这些风俗习惯破了不少。” “男尊女卑的现象很严重,男的下地回来家务活什么都不干,躺在炕上休息、抽烟,最多劈点柴禾、压点水、烧点火,女人则忙里忙外,采摘蔬菜、喂猪喂鸡、洗衣做饭,还要伺候男人。从来不会有男人去河套边洗衣服什么的。我们男知青去河边洗衣服,不要说村里的男社员嘲笑我们,连女社员也要说集体户的女知青,为什么让男知青抛头露面到河边洗衣服,好像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 “朝鲜族规定女人是不允许上桌的,只能在男人吃得差不多了,才能在边上吃点残羹剩菜,还要不时给男人倒水递烟、收拾桌子等。集体户的女知青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引起了她们的集体抗议,以后才逐渐得以改善。

徐文华《在五道沟的日子里》曾写道:“朝鲜族重男轻女,集体户轮流做饭,轮到男生,朝鲜族阿妈妮就‘哎咕哎咕’叫,帮男生说话,说:‘哪能叫男孩做饭?’我们和她们理论,男生就在旁边起哄,把我们女生气得说不出话来!”

马培坚在《我在延边当知青》一文中说到:“朝鲜族大叔却是如此的热情,女知青望着一大盆热气腾腾的羊肉,也是牢骚满腹,凭什么不能一起坐炕上?”

农村朝鲜族房屋整个居室的地面都是火炕,锅台与炕相连。做饭、吃饭、睡觉以及室内的各项活动也都在炕上进行,南面开门,进屋脱鞋,席炕而坐。然而,怎么个坐法,却大有讲究。生产队每逢开会,男知青与“大老爷们”坐在正炕,女知青则与小媳妇大姑娘坐在后屋,而且坐姿也有区别,大老爷们是盘腿而坐,小媳妇大姑娘则是侧弯身体双腿合并伸向一侧。加之,女知青不得和男人们同坐吃饭。对此,女知青非常反感且颇有微词,绝对想不到下乡接受再教育竟然是“男尊女卑”的科目。

上海知青到延边的农村,以自己的言行,对农村的“男尊女卑”传统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上海的现代文明、城市平等观念与农村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观念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冲击、互相影响,一段时间后,在市区和农村里“男尊女卑”的观念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淡化。张素文在《老照片忆起两地情缘》一文中说:“我把阿慈玛妮也拉上桌,天长日久地我改变了他家的习惯,大家都在桌上吃。”

农村朝鲜族与城市中的朝鲜族在礼仪、礼节上还有一定的差异。相对而言,城市“男尊女卑”的现象要淡化很多,特别是餐桌上,男女同坐就餐已是惯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化,农村的“男尊女卑”传统观念也在不同程度上分化瓦解,妇女的社会地位日渐上升。

王宝发在《民俗村里的新风尚——朝鲜族红旗村见闻》中写到:“她有两个孩子,她的思想理念、生活方式、教育模式都已悄然蜕变,将过去和现在、传统与现代、朝鲜族与汉族好的民风习俗融入结合。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代妇女的崭新风貌。小赵家的变化就是红旗村发展变化的缩影和写照。”

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但是延边的朋友对礼仪、礼节、家教还是很重视的,对上海知青的影响也很深远。林一平说:“这种深植于国人心目中孝敬老人、孝敬父母的传统,在延边汪清县五站屯演绎着她独有的特色。当我爬过五十岁那道坎,常常会在孝敬老人、教育子女时,怀念起熏陶过我青年时代道德观念的那个小山村。特别是小山村里孝敬长辈的习俗与传统,那是延边生活赐予我人生的珍贵财富。”肖俊锋在《感受朝鲜族的礼节和家风》中提到:“我在这四十五年的生活长河中,与许多朝鲜族朋友、同事一直保持着联系和来往。朝鲜族朋友的传统家教中,待人善良、尊重、大方、忠诚、关爱、礼貌、信任、贤惠、同甘共苦等人间真情都得到诠释。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良好的礼节和家风更是深入人心。朝鲜族的礼节、家风与家庭教育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民俗风情中的一朵奇葩,相信朝鲜族的这朵灿烂之花会更加鲜艳夺目。

二是卫生习惯。生活中卫生习惯的改变对上海知青来说是第一个考验,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上海娃子”从小养成每天早上刷牙,晚上洗脸洗脚做小卫生的习惯,并从小经常在“老虎灶”边上泡澡或“孵混堂”。下乡绝对没有这样的条件了,洗澡问题一直困扰着上海娃子们,好在夏天可以在河里、江里、泡子里尽情撒欢。由于卫生条件极差,上海娃子第一次见识到了虱子和虱子蛋。杨永钦回忆道:“1969年的3月初到延边农村,只见农民在屋檐下一边晒着太阳唠嗑,一边在脱下的衣领上用双手的指甲不停地在掐着什么东西。我很好奇,仔细一看,原来他们在清理自己衣服上的虱子和虱子蛋。看着农民很惬意地在掐虱子,我真是有些毛骨悚然。”有知青朋友也曾突发奇想,何不在回家探亲时用火柴盒装上几个虱子,也让上海的亲朋好友见识一下何谓“虱子”。

知青每天早上刷牙,在偏僻的山村成了一道奇异的风景线。一些足不出户的老人,带着好奇的眼光,见识这刷牙奇观。刷牙毕竟是一种良好的卫生习惯,村里的年轻人很快就效仿开来。上海知青以自身的卫生习惯影响和提高了农村的个人卫生水平。

说来难以置信,城市知青下乡面临的第一考验不是田地里农活的辛勤劳累,不是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也不是边境线上的真枪实弹,而是蹲茅坑。几十年过去,上海知青们回忆起来还是感触颇深:“在农村时,晚上起来上厕所怕不怕?尴尬不尴尬?”

农村的厕所就是茅坑,“一个土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半边。”这句顺口溜描述的就是农村传统茅坑。陈淮民回忆道:“那种茅厕是无法想象的。它上下、前后、左右通透,透过木杆或蒿杆做成的四壁可以察看四周,因此我给它起个外号叫‘透明厕所’。” 上海娃子没有蹲过茅坑,更不知怎么个蹲法,确实难为了第一次使用茅坑的知青。第一次跨进四面透光透风的茅坑,其心情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在村里尚有茅坑可蹲,在野外或大地里劳作,内急了真正是急死人,更难为了女知青,特别是一片水田地里无遮无挡,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不习惯也得习惯,不适应也得适应。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广阔天地里找出路,出路就在广阔天地里。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海知青的卫生习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整个延边城乡环境的卫生状况、个人卫生习惯和卫生水平都跟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得到迅速提升。

三是消费习惯。贫困时期,“勤俭持家”的消费观念几乎成了上海人的符号和标签。无论是吃穿住行用,各方面都要“做人家”。“做人家”作为上海特定时期特定情境下的常用词,其中的深意就在一个“做”字上,它真切地传递出上海人勤俭持家的禀性和对生活质量精心策划的追求,并影响着后代。作为上海长大的知青,对物质消费的审慎精神已经深入骨髓。

初到延边,眼观周边,就对知青的消费观念产生了质疑性的改变。贫困时期的农村消费已经是最后的底线水平,然而,让上海知青瞠目结舌的是,全家最后的几角钱,农村的“大老爷们”不顾一家老少有无隔夜粮,就去大队供销社买散装白酒,就着大酱或盐粒,几口灌下晕晕然回家。徐善祯回忆到:“经常看见有一个人在供销社放咸盐的大木桶旁边,喝一碗酒就用手指蘸一下盐桶的外侧,柜台上已经放了好几个空碗了。他那醉醺醺的样子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队长告诉我,几年前,因为家里穷,老婆带着孩子离开了他,从此他就以酒为伴,天天喝得不省人事。”在农村,很多朝鲜族“大老爷们”豪爽地说:“该喝的时候就要放开喝。”城市里也有很多朝鲜族朋友坦然地说:“该放松的时候就要放松。”石人沟的上海知青一起回忆当年岁月,陆晓千当时有明月和贞淑两位朝鲜族闺蜜,她们对她说过:“哪怕兜里只留下一分钱也要用完,去买两个发夹。”辛曙敏记得一位朝鲜族老人还这样形容:“朝鲜族人有一分钱也会赶紧跑到供销社去花了。”还有知青回忆说:“有些朝鲜族朋友不光自己的钱必须花光,向别人借钱也是常有的事。记得下乡第一年闹春荒的时候,一位朝鲜族老乡把自己家的鸡蛋和辣白菜送给我们,让我们非常感动。但第二年找知青借钱,一直到搬家走了也不还。也许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互相帮助,不必太计较。”

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市里工作的上海知青感觉延边的消费观念特别超前:“东北夜长,足以消受连轴转的娱乐项目。延边聚餐,没有一轮结束的。第一顿饭可能吃中餐,然后去练歌厅,再然后吃烧烤或去啤酒店,吃完喝完可能再去咖啡厅坐坐,要么去洗澡足浴按摩一条龙,怎么也得折腾半宿。

延边的各族朋友和上海知青互相影响和感染了这种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有一位延边的朋友说:“五六个人去一次啤酒店,如果比较能喝,能花掉四五百块。吃一顿常见的韩国烧烤,两个人就要三四百块。”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 “你从来没见过延边人讲价,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他说:“剩点钱就花,吃喝玩乐,不管明天怎么活,今天我有钱就要使劲花。花完了,不行的话,就把东西都卖了,继续去赚钱。”

在今天这个光怪陆离的消费时代,上海人过去那种过于“做人家”的做法可能不利于促进消费、拉动内需,但部分知青还是不习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消费习惯。

 

四是待人处事。延边人在待人处事交朋友上与南方人有着很大差异,当然也包括从石库门老式里弄里走出来的上海知青。也许是与延边广袤的大平原、大森林和白山黑水间粗犷的大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延边各族群众给上海知青的第一印象,便是他们骨子里透出来的爽快气质和火热情感。延边各族朋友的这种爽直的性格,表现在他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也影响了上海知青的性格和三观的形成,给正在塑造性格和习惯的上海知青增添了豪爽大方的特性,更是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给单身在外的上海娃子增添了温暖的人情和真诚的朋友。

万钢在《不忘初心渡重洋,百炼成钢报中华》中说到:“我感受到了乡亲们的朴实和真诚,也发自内心地喜欢与乡亲们做朋友,我在那里塑造了自己的性格,奠定了我对待人生的基本态度。这一生都深深感谢东沟村那些可爱的乡亲们!”

在黄浦江畔长大的周文宝,秉承了上海人的精明,东北广袤的黑土地哺育了他的大气和豪爽,朝鲜族的勤劳和善良使他领略了边陲少数民族的风情。

  陈淮民回忆说:“六年的石人沟生活为我的后半生铺下了基础。我不仅遇到了自己的另一半,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石人沟形成的。”

  周逢回忆道:“和龙的山山水水养育了我,和龙各族人民以其博大的胸怀容纳了我、影响了我。在我世界观形成时期,和龙各族人民的善良、豪爽都融入了我的血液中,使我也成了这样的人。”

  何永根描述费名琰:“回乡知青邰忠发特别关心和爱护他。由于两个人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和志向,费名琰亲切地叫他邰哥。邰哥在干活时候总是暗暗地照顾他。修水利挑土篮子的时候,邰哥总是说他个子小,少装点,别压坏了身子。这样的关心和爱护,使他这个远离家乡又‘发育不良’的知青感到那么的温暖,那么的刻骨铭心。”

  钱丹回忆:“我20周岁生日那天,天上飘起了雪花。我在香淑家看书,想起了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亲人,情绪低落。当我向她娓娓倾诉时,香淑马上让她母亲准备了一桌子的‘美味佳肴’为我庆生。在声声祝福中,我感受到了朝鲜族乡亲们的朴实、豪爽、豁达、真诚,激动不已。”

正如范毓民在《纯朴的民风善良的人民》中说的:“当地老百姓对人的信任和真诚,我们绝大部分的上海知青都有同感。”

确实,延边各族朋友是曾经驰骋在长白山林区和大草原上的人们,所以,他们的性格中具有奔腾的张力和辽阔的豪情,更具有对朋友真诚相待的温情,使你感觉到走在延边大地上的荡气回肠和回家般的怦然心动,对上海知青具有独特的魅力,双方融合相得益彰,对上海娃子具有深远的影响。

很多知青几十年后的回忆文章中都一再提及并念念不忘延边的父老乡亲和延边的哥们朋友。

珲春国税局副局长张根发回到上海后的十四年间,年年都会回到珲春市探亲访友,有的时候一年要去两次。他说:三十年前回上海是探亲访友,三十年后到珲春去也是探亲访友啊!”每一年的春节,他都会用最漂亮的字体、最美好的语言,给父老乡亲和领导同事寄贺年卡,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感恩之情。

何永根说:“上海知青对延边父老乡亲和延边朋友的感情,几十年来一直记忆在心中难以忘怀。”徐善桢说:“在我的人生路上,曾经遇到过许多好人,他们对我的恩情,我都铭记在心。”尹永林在《忘不了你——克国兄弟》一文中想起当年的朋友:“那些日子我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兄弟。干活时我们齐心协力,总是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务;休息间我们忘了疲劳,谈笑风生无话不说;下班时我们漫步在回家的路上,唱着红歌哼着小调;傍晚我们来到了南山坡,敞开心扉互表衷肠,叙述着自己的故事;夜晚我们躺在绿茵上,仰望蓝天寻找星光,共同向往着美好的明天。我们一起探究、改进浇水技术,提高工作效率;我们一起学习,你教我地方语,我教你上海话;我们一起锻炼,挥拍苦练球技,赛场争光添彩;我们一起下河抓鱼摸蛤蟆,上山爬树打松塔;我们一起穿着从上海捎来的时髦服装,招摇过乡引女孩亲睐。你的为人处事让我敬佩,你的接人待物让我感动,你的心灵手巧让我感叹不已,你的助人为乐让我永铭在心……和你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里,我很开心、很充实、很满足,压抑的心情完全得到了释放。”周逢回忆道:“每每提及在和龙的十年,我总会想起在我人生旅途中遇到的两位难以忘怀的朝鲜族同志,一位就是上面提及的安昌宪老人。当年,他作为‘五七’干部被下放到我所在的龙水公社新民一队,后来又同在和龙工作了几年。我忘不了他给予我的慈父般的关怀与爱护。”

 

歌舞艺术

 

延边是民俗风情浓郁的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和传承完好,人人能歌善舞。朝鲜族艺术已经成为了著名文化旅游品牌,群众文化、广场文化特色鲜明,上海知青感同身受、获益匪浅。即使在贫困的时代,边陲小山村里,也可领略其风采,更容易和上海知青融合在一起。

陈准民回忆中提到:“那个年代,尽管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当地

老乡在总体上却仍保持着达观的人生态度。尤其是朝鲜族,天性爱好体育,特别能歌善舞。无论是在地头还是炕上,随时都可以吹箫击鼓,载歌载舞。每年夏末挂锄后,大队都会在学校体育场举行运动会。男的在足球、摔跤上一争高低,女的在秋千、跷跷板上大显身手,还有其它活动,热闹非凡。老乡在贫困中的达观也感染了我们,稍有空闲,我们也会弹起乐器唱起歌,自娱自乐。

  上世纪70年代初,全国各地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1972年夏,石人大队也组织那些有点文艺细胞的上海和当地知青,拉起一支宣传队。我们的节目用现在的标准来看太土太傻,令人笑掉大牙,但在那个‘清教徒’式的年代,由于我们或本色或创新的演出,也算是给当地老乡送去了一道精神大餐。不仅在沟里受到欢迎,还被附近平顶山上的解放军雷达部队邀请前去演出。在上山的路上,我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异常。”

珲春敬信金塘的王建华在《金塘小分队》一文中写道:“大队组建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小分队,其中第一批有上海知青五个男生、四个女生,之后不断增加上海知青,先后共有上海知青十五名参加了小分队。小分队的成立无疑是农村文化生活的一件盛事,丰富了农村社员和知青的业余文化生活,受到了广大社员和知青的欢迎。演出给闭塞的金塘大队带来了歌声、欢笑和喝彩,给社员和知青的生活增添了乐趣、互动和自我陶醉。” “小分队的演出使队员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上海知青与延边各民族人民不仅在生活上、劳动上融合在一起,更在文化上融合为一体。随着小分队名声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广,因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社员和上海知青中的文艺爱好者来到小分队,找到了一个可以展示自我的舞台。”

  那时,小分队对农村、农民和知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仅仅是初步的文化融合与融入,上海知青的文艺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发展。很快,一部分上海知青被各县市专业的文艺团体招走,成为舞台上的骨干或“台柱子”,也有的被推荐上了延边艺校。

  1975年,延边艺术学校从和龙、延吉、珲春、安图县招收八名上海知青。他们都有很高的音乐或舞蹈素养。有的是声乐高手,如来自珲春的张桂芳、夏妙贵。他们的嗓音特别好,在农村时经常参加各级文艺汇演并受到热烈赞誉,毕业后留在延边教学,为延边文化的发展积极作贡献。

  1971年秋天,费名琰被招聘到珲春县文工团工作,担当乐队演奏员。他知道,只有好好地练功,才有最好的出路。费名琰练功都着迷了,和同事们说话时,手指头也会不停地拨动着。

有的知青成为文艺创作的骨干,顾凡在《安图“红灯记”》中写到:“我接到通知去老县城明月镇报到才知道,自己成了县里普及样板戏的学习班学员。这个学习班招收了三四十名学员,其中上海知青几乎占到了一半,而且多数是骨干。我所在的《红灯记》片段组,三位主角都是上海知青:小王、小唐(还有小杨)分别饰演李铁梅、李奶奶,我则“蜀中无大将”地出演了李玉和。参加会议回来后,我被安排到县文化局创作组工作,正式进了国家编制。参加工作后,我作为文字创作,经常与一位音乐创作、一位舞蹈创作(一男一女,均为朝鲜族)下到公社、大队里,为群众性的业余文艺活动创作各类小节目,工作还算得心应手。”

  上海知青将朝鲜族文化艺术进一步发扬光大,从海兰江畔带到了黄浦江畔。活跃在上海的珲春知青金达莱舞蹈队、延边上海知青虹馨舞蹈队,将延边边疆文化带到黄浦江畔,在上海的舞台上大展风采、积极宣传,为弘扬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张雪珍将朝鲜族的长鼓舞跳到了上海,曾代表吉林省到北京参加全国文艺汇演,参赛的舞蹈节目《长鼓和象帽》荣获金奖。她在《我的长鼓我的梦》中说到:“在延边教我跳长鼓舞的是大名鼎鼎的朝鲜族长鼓舞传承人朴老师,还有白老师和刘老师。长鼓舞带给我如痴如醉、梦幻般的美好人生,因此我经常欣慰地感叹:‘我的长鼓我的梦。’”

朱大方在《心田》一文中深情地写到:“延边,广沃的山水哺育了我们成长,延边的文化同样熏陶了我们知青的心田,使这些个年轻的心萌育出延边朝鲜族文化的心理特征和文化印象。回到上海后大家在回忆和感怀中留恋着朝鲜族同胞对我们的深情厚谊,咀嚼着朝鲜族文化留给我们的青春记忆。

       201876日,东北亚(中国延边)国际文化旅游推介周在延边开幕,上海知青虹馨志愿者艺术团一行43人,献演了三个节目,轰动了延边,获得了“最佳表演奖”,接受了省、州电视台及各大媒体的采访。

  几十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延续,上海知青与延边各族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互相融合得更为深入和精彩。李洁思填写的《长鼓敲起来》歌词柔和自然,符合朝鲜族语言的自然美,其中歌词“长”“敲”等着重词以及“咚咚”等象声词展示了朝鲜族姑娘随鼓起舞、风采妖娆、彩裙翩翩的画面,为旋律部分进一步渲染和烘托了热闹的场面和气氛,一直深受延边各族群众的喜爱。这不仅因为它具有艺术欣赏价值,更因为它具有多方面深刻的社会价值。经过吴碧霞、彭丽媛和廖昌永的演唱,歌声响彻长白山下、海兰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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