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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知青与延边人民的文化融合(下)

日期:2021-04-07 18:23:29 点击数:102 来源:知青之春文艺联盟 作者:周培兴


上海知青与延边人民的文化融合(下)

 

周培兴



 

、体坛赛事

 

  延边素来就是体育之乡,延边各族朋友的血液里似乎永远奔涌着一股激情,一股乐观向上、自强不息的动力。即使在贫困的年代,各项体育赛事也接连不断。有部分运动天赋高的上海知青从小在狭窄的石库门、老式里弄、工人新村里踢足球、打乒乓球和进行田径运动,有的则是在各区少体校里得到的系统培训。来到体育之乡的延边,真是如鱼得水、大有作为。

1971年,全州群众体育运动蓬勃发展,上海知青迅速加入延边各县的业余球队,在赛场上脱颖而出,大显身手。“九三”运动会乒乓球比赛中,上海知青乐国樑、郁维云、胡孟焦囊括了男子单打的前三名,成为延边当年的轰动人物。上海知青王罗善、徐伦、顾佩军、王宝发、陈虎、刘建国等作为队员,代表敬信公社参加珲春县“九三”运动会的足球比赛。上海知青王洁白、潘中亿、明梅红、罗慧燕、姚和春、孙兰作为女篮主力,代表敬信公社参加珲春县“九三”运动会。

  下乡在哈达门公社的崔赪(68届高中),曾在上海杨浦区少体校进行培训。1969年下乡,1971年加入大队女篮参加公社运动会,1974年加入农林水队,参加县运动会田径项目比赛。1975年加入县队,参加全州运动会田径项目比赛,后加入州队参加全省运动会田径项目女子三项全能比赛,曾获得第六名的成绩。

  下乡在哈达门公社胜利一队的李大文(68届高中),曾在上海杨浦区少体校进行培训。1969年下乡,1971年加入大队男篮参加公社运动会,1974年加入二轻局队,参加县运动会田径项目比赛,之后加入县队,参加全州运动会田径项目比赛,打破标枪州记录,加入州队参加全省第七届运动会田径项目比赛。1975年加入各队,参加县、州、省的各项比赛。

下乡在三家子公社西崴子七队的胡孟樵,曾在上海市虹口区少体校进行培训。1969年下乡,19712月任中学体育教师,同年5月率队代表县队参加州青少年乒乓球比赛,获团体第一名、男单第一名。同年6月率队代表州队参加全省青少年乒乓球比赛,获少年组男团第一名、女团第四名、男单第二名、女单第四名,青年组获女双第一名。19729月任州队教练,率队参加全省中学生乒乓比赛少年组,获男团第一名、女团第四名、男单第一名、女单第四名,青年组女双第一名。1974年到1975年被抽调到省队担任男队教练和辅导员,备战全运会。1974年到1991年担任三中体育教师,期间率队参加各项比赛,共获得17次各类奖项。1991年,被国家体委批准成为国家级乒乓裁判员。

  以下乡在延吉县的上海知青为主力的女篮队伍也在各县的比赛中展露身手。1971年夏天成立州队,多次赴省比赛,总是名列前三.其中有五名上海知青:刘冀生(原来师大二附中、队长)、梁德英(虹口)、马材敏(虹口)、王梓青(黄浦)、王祖梅(南市)。其中四位是主力队员。经过全省比赛,几位上海知青队员被省队和省军区看中。梁德英留在省篮球队,其他几位被留在延边州工作。

  延边州男排的几位主力都是上海知青,后来其中的江申生被输送到国家队,汪仪和俞耀中被输送到省队。

  下乡在延吉县细鳞河公社文化八队的查平芳,1972年经推荐来到延边汉师(现在的延边师专)读书,毕业后在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当体育老师。他所带领的田径队,多次代表珲春市参加全州中小学田径运动会,四次获得了全州小学组团体第一名,12人次在小学100米、200米、1500米、3000米及跳高、跳远、标枪、铅球、铁饼、4X100米、4X400米接力等项目中打破全州小学组记录。

  下乡在和龙的谢国卿、张鸿芬,于1974年代表和龙队参加延边排球、乒乓球比赛后,被延边大学体育系“文革”后的第一次招生录取。

  下乡在珲春县三家子公社西崴子六队的李光耀,1968年毕业于上海市虹口体校田径队。1971年初上调至珲春县钢铁厂,同年入选珲春县篮球联合队,代表珲春县联合篮球队参加在敦化县举行的州青年篮球锦标赛。之后每年代表县篮球队,年年在延边参加篮球比赛。在县里,代表珲春县工业局、县钢铁厂、县酒厂参加篮球比赛,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1974年代表珲春县工业局参加县运动会,在田径项目中的铅球、铁饼比赛上荣获两个第一名。同年,代表珲春县参加在延吉市举行的吉林省第七届全运会选拔赛,荣获全州铅球、铁饼两个第二名。

下乡在珲春县三家子的何永根担任珲春市第一小学体育老师,专抓学校田径运动并取得优异成绩。学校连续17年获得全市田径比赛团体冠军,两次获得全州小学田径团体冠军,学生17次打破全州记录,学校在1981年被吉林省教委评为全州唯一一个“省体育传统校(田径)”;1980年成为珲春市教师中唯一被评为“吉林省百名优秀体育教师”的教师;1990年被评为吉林省体育传统校“优秀工作者”;作为体育老师,有三篇体育论文获得吉林省一等奖;1984年被吉林省体委评为田径二级裁判员。

下乡在延吉县龙井镇朝阳公社吉成四队乐国樑,曾获延边乒乓球赛男子单打冠军和延边乒乓球比赛男团冠军。乐国樑作为教练带领延边乒乓球队的小队员,参加了各项吉林省业余体校乒乓球赛,为延边体坛培养了大批后继接班人。

上海知青在延边的体坛上与延边朋友“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心往一处想”,结下了浓浓的感情。更为可贵的是体育精神和文化的融合,为延边体坛立下卓越功勋的同时,也为延边体坛留下了一个个精彩的故事。

 

、语言文字

 

  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工具,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在长期的生活和劳动中容易互相交流和融合。但是对上海娃子来说,语言文字既有难以逾越的困难,也有很强的吸引力。

  东北汉族语言是一种极具亲和力的语言,犹如一望无尽的大草原,质朴而纯真,就像东北人常用的那句话:“可着劲儿造。”充满着情趣和激情,让你一下子就感觉到其中的亲切和真诚。

“我初到延边的半年就是这么在劳动中、在生活的磨难中、在层出不穷因语言而闹出的笑话中度过了。”一位知青这样回忆道。

上海毕竟是一个移民城市,来自各地的语言种类繁多,上海的年轻人对语言的接受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没多久,上海娃子就把东北话操练得十分流利、圆熟、纯真和自然。而对于朝鲜族语言,“上海阿得力”在充满惊奇之余,更有着深深的眷恋。上海知青和朝鲜族社员一边劳动,一边学习朝鲜族语。由于朝鲜族语像日本语一样是主宾谓的结构,与汉语的主谓宾刚好相反,闹出了很多笑话。

徐文华在《五道沟的日子里》这本书中回忆说:“我们在延边说的延边式普通话都是倒装句,也有点像日本人学中国话一样。”

  林一平学习朝鲜族语言时,对朝鲜族特有的敬语进行了特别研究:“对老人的尊敬也渗透到了朝语的语法中,比如对老人、父母讲话必须使用敬语,而敬语的主要表现形式在于动词词尾的变化。汉语中可以将老人敬称为‘老人家’,或者敬称为‘您’,是通过改变称呼的名词或代词形式来表达敬意,但这种敬称没有提升,或者说,形成为日常会话中的语法。我跟着村里同龄的小伙伴学习朝语时,自我感觉甚好,尤其是对那些敬语,更是肯下功夫,认真模仿,后来运用自如。”

  毕竟是不同的语言,接触和融合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的笑话。王宝发在《在朝鲜族朋友家作客》一文中写到:“男主人金仁洙有声有色地唠起了朝鲜族和上海知青文化交流、人际往来的有趣故事。他说上海知青到珲春插队落户以后,与朝鲜族朝夕相处、频繁接触,由于语言不同、文化差异,往往引起误解,闹出了许多笑话。他列举一二:“譬如上海话‘你憨大’,我们朝鲜族还以为‘你感动呢’!再如上海话‘你还来’,我们朝鲜族还当作‘金达莱’呢!”他一边用上海话说,一边用普通话说,两种语言交错,并用手势比划,生动诙谐、妙趣横生,使我们在场的上海知青哄堂大笑、忍俊不禁。”

  由于朝鲜和中国相隔很近,长期和中国文化接触、交流非常多,朝鲜语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外来词,引用了相当大部分的汉语音。朝鲜语的字母中没有翘舌音zhchsh和儿化音,和上海话的发音相似,似乎是因为二者舌头的构造相似。朱大方在学朝鲜语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稀奇的情况”,就是朝鲜语和上海话的有些发音很接近,甚至雷同,比如“街道”“长江”“图们江”“讲用材料”“医生”“进销差价”等词汇。“快点、快点”的朝鲜语口语是“osooso”,与上海话的乡土俚语很相似。

  朝鲜语中没有汉语声母f”的发音,所以很多带声母“f”的字,被读成了类似汉语声母“b”的发音(介于“波”和“坡”之间)。范文发在《白山黑水》一文中回忆道:“当地朝鲜族老乡将‘范文发’读成‘八毛八’,引人喷饭。”

  由此,朝鲜语引起了上海知青极大的兴趣和探索的欲望。钱丹在《我的朝鲜语老师》一文中回忆到:“来到吉林延边的河龙村插队落户。由于当地居民以朝鲜族居多,学习朝鲜语就成了我们知青的必修课。口语的学习潜移默化,几个月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消除了语言障碍,交流变得得心应手。可能是家庭熏陶的缘故吧,我抱着追求更高更强的信念和向往,做出了一个决定:学习朝鲜族文字。”

方培人回忆到:“我在延边的时候对朝鲜语产生了兴趣,打下了一点语言基础,回到上海后也自学不辍,凭着这门语言一直工作到退休。而这个语言基础,就是下乡初时与村子里那些朝鲜族姑娘们一起劳动时打下的。那时候由于交流上有语音障碍,于是乱七八糟不管是什么内容,只要能跟得上语言节奏,我就会去学说。于是一点一点打下了比较好的语言基础,也没想到这以后竟成了我工作的保障。”

陈雪鸿来到延吉县勇新公社涌泉大队集体户务农时,语言不通给陈雪鸿带来了麻烦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学习朝鲜语的机会。陈雪鸿充分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开始踏上了学习朝鲜语的道路。在延边大学朝鲜语系的学习,使他的朝鲜语水平和对朝鲜族文学艺术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1977年,他被调到延边话剧团担任专业翻译创作员,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朝鲜族文学艺术的翻译生涯。在从事朝鲜族文学艺术翻译实践的过程中,陈雪鸿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生活观念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极大变化的今天,陈雪鸿依旧对朝鲜族文学艺术事业充满热情,对自己所从事的苦行僧一般的翻译工作“执迷不悟”,乐此不疲。他常说的话是:“对朝鲜民族和朝鲜族文学艺术的情结,已经深深地渗入了我的心灵和骨髓。民族之间仅仅讲团结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强调民族融合,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而我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成为民族融合的文化粘合剂。”

很多知青有在延边累积的经历和情缘,以出书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1976年,下乡在延吉县勇新公社涌泉大队的陈雪鸿,其翻译的第一篇朝鲜族民间故事《海兰江》发表在全国性的文艺杂志上。

下乡在安图的顾凡,毕业于复旦大学管理科学系。他一是写插队生活相关的、怀旧情结浓重的文章。

  顾凡的文章,既是对那段岁月的钩沉,又表达了自己的深刻思考。他的散文写作视角好,切入点巧妙,能合理分类,用事实说话,辩证分析、逻辑性强,具有反思与总结的色彩。由此亦可见一代人成长受时代、环境影响之巨矣。

  下乡在珲春县敬信公社朝阳三队的知青作家范文发,1977年进入吉林大学中文系,曾任大学教师。他感情细腻、联想丰富、勤于创作、文学功底好,能诗善文,会写多种文学体材的作品,在插队期间就已发表很多诗歌。他的《图们江之歌》联想丰富、抒情性强,赞美了祖国边疆图们江畔的美丽山川;《我想着你们——》《溪水旁》等诗,生动细腻、情真意切,抒情性强;诗歌《卧龙村》《学大寨的壮丽图卷》等曾发表在《延边日报》上。1973年,他在《延边日报》当实习记者时,在延边各地采访。他还曾在《延边日报》上发表报道《西架山的人们》,此文后来以《西架山下筑堤歌》为题,被《吉林日报》全文转载,并获得好新闻一等奖。他是延边知青中最早以记传体形式写作反映知青生活的作者。早在1995年就开始著书出版有30万字的纪实文学《光明行》;1998年,纪实文学《白山黑水——一个上海知青的尘封日记》由珠海出版社出版;2006年,20万字的教育丛书《自省自新自尊》由南方出版社出版;2014年,30万字的纪实文学《重做上海人》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下乡在延吉县烟集公社南溪三队的吴绍釚放过牛,养过猪,管过果园,干过地里农活,三进鬼门关而幸还。他自幼爱好文学,毕业于延边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曾任延边大学学报文学编辑、延边大学出版社副总编、延边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副教授。自19846月发表《<热河日记>与满族民俗》论文后,先后发表了40余篇学术论文,撰写、主编著作10多部,有《中国梦话》《奇梦大观》《爱国诗词百首赏析》《中国历代名士》《中国十大隐士》《台湾百问》等。有散文集《我与南溪》、《南溪语林》等。散文《顾村赏樱》《故乡之变》分别被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散文创作中心举办的2011年、2012年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征文大赛评为二等奖。作品《初登长白山》被中国文联出版社收编入《2010中国散文经典》,《再登长白山》《四时西氿赋》《山路》《栾树》《五月的延边山野》被分别收入由中国散文学会选编、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散文大系》的“旅游卷”“抒情卷”“哲理卷”“记事卷”“写景卷”中。

下乡在安图县新合公社西汉二队的尹兴岩于1978年回沪,200810月通过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弄堂灯话》,在“屋檐下的文学”网发表连载纪实文章《桃李劫》,至今已经发了30余篇,真实地纪录了延边插队的难忘的知青岁月。

20127月,为纪念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60周年,上海知青祁秀娟、范文发、曹平生、全立芳四人自费赴珲春采访。在延边州和珲春市一些领导和朋友的热情相助,与珲春上海知青的积极捐款资助下,于12月由范文发、全立芳主编、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边城盛放金达莱》一书。2013130日,珲春市委、市人民政府给在沪上海知青的感谢信中,对《边城盛放金达莱》一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它为宣传珲春、提高珲春的关注度与影响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上海知青写的作品都是反映那段岁月的中国文学沃野里的一朵朵鲜花,它们散发着独特的馨香。这些作品中所描述的延边知青插队生活,都为新文学中的知青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文学作品虽然描写的是平凡的知青插队生活,但这些作品以真为其表,以善为其质,以美为其品,以知青成长为经线,以抒发真情为纬线,编织成上海知青与延边文化融合的一座桥梁。

满族是延边原居民,满族文化更是镶嵌在延边大地上一朵璀璨的明珠,上海知青王宏刚全身心地投身于满族文化,特别是萨满教与东北民族文学、文化的研究。王宏刚对满族文化文学那么执着、富有情缘,为延边的满族文化研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下乡在珲春县英安公社的祁秀娟认真考察延边的满族文化,体会到满族文化是长白山文化的中心,长白山文化是吉林文化的生命之源!她与女儿夏宁一起叩开在珲春探索满族文化产业宝库之门。他们满怀热忱,奉献智慧,促进了延边多民族文化的融合。

 

五、教书育人

 

上海知青带来了大城市的文明文化,也为闭塞的农村带来了稀缺的师资资源,为边疆建设做出了知识奉献。虽然上世纪70年代“文革”时期,“读书无用”的论调横行于世,但是延边朋友还是深知知识的力量,认为送孩子上学读书还是正道。1971年后,大批上海知青当上了农村的代课老师,或直接被聘任为正式教师。知青老师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移风易俗以及各地边疆农村的社会环境变化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了不可取代的贡献,他们的学生也成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最富生气的力量。

徐善祯回忆道:“广阔的田地里留有我们的脚印:给孩子们送文化、送知识的乡间山路上留有我们的脚印。那里有我们淌下的泪水,有我们流下的汗水,也有我们苦涩中透着丝丝甘甜的回忆。”

    卢尔群在安图县小沙河公社东南大队小学校做老师:“孩子们朗朗的背书声和稚气未脱的歌声,也让在场院干活的社员感到惊奇。在家什么也不会的孩子,到学校才几天,就有这样大的变化,于是赞扬声多了起来。”

杨永钦回忆当年:“由于时值‘文革’,老师相当缺乏,我们这些从大城市来的高中生引起了公社领导和学校领导的重视。由于我的篮球打得好,加之平时与老师们的交流也多,因此就进入了中学老师的视野。于是在1971年春节后,我成为在当地中学第一个当老师的上海知青。”

广大的农村学生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知青老师,一直感恩知青老师,称知青老师是“最可爱的人”。徐善祯2009年回访小河龙时,的学生拉着长长的横幅“热烈欢迎徐善祯老师访问故乡”。车刚停下,学生们分别向徐老师和夫人献花,四周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徐老师与学生们拥抱在一起,热泪盈眶。至今徐老师的脑海里印象最深刻最难以忘怀的,还是乡村民办教师的那段生涯。

    曾经在敬信九沙坪小学当过好几年老师的桂云霞在《晚秋的风采》中说:“上海知青老师将城市文明和文化带入了农村,以至于現在有众多的当地干部都是当年知青老师的学生,他们的功绩已载入史册”。

    已经进入不惑之年的上海知青老师的学生们,当年知青老师传播的知识与文明的火种,萌发了这新一代的农村青年走向大工业,走向世界,走向明天。他们中许多人已经成为社会各行各业的精英,但是他们至今没有忘记自己的知青老师,他们是现代文明的播火者!

    据统计:历年进入延边大学读书后留校当老师的上海知青有近百名;在延边医学院工作毕业后留校任教的上海知青人数应该接近60名;在延边财校毕业后任教的上海知青有二十多名。

    上海知青薛求知在1974年被推荐至延边财贸学校学习和深造。两年后毕业时,由于薛求知学业突出、品学兼优,被留在学校任教。在财校教师工作岗位工作了短短一年,便被提拔为所在的教研室的副主任,为延边的专业教育做出了贡献。

有一位一直留在珲春的上海知青郑云志,无怨无悔坚守在农村中学39年,经过自己不懈地努力,成为获得国家副教授级职称的中学高级教师。郑老师说:“只要需要,到哪里都是为人民服务啊。”郑老师对学生特别爱护,他白天给学生上课,到晚上,还把许多学生叫到自己的宿舍,给大家补课,同时也让学生教他朝鲜语,相互学习。他和学生的关系特别好,直到现在,还经常会有许多学生去探望他,学生家长也特别认可他的工作,特别钦佩他、尊敬他,达到相互之间谁都离不开谁的地步。

何永根采访报道说:“孙居巩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人品特别好,人缘也特别好,业务更是了得,在延边也是出类拔萃的。”1988-1991年,孙居巩担任延边州广播电视大学的客座教师,讲授会计学原理和商业会计。

    说来也巧,编委大部分都有在延边教书育人的经历:徐善祯1971年初在小河龙学校当民办教师,《吉林日报》为其摄影进行报道,1985年从电大毕业后又当上了电大的老师;何永根19714月被任命做小学体育老师,后在教育界摸爬滚打38年,直至高级教师;肖俊锋1974年到安图县松江中学当代课教师,自己还没学过物理,就教初二的物理课,当代课教师的3年,“至今我认为是我自己这一生最有收获的一段时期”;吴绍釚从延边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教学有方,直至教授;张理敬从延边财校毕业之后,因品学兼优被留校任教,他努力钻研专业教学的业务知识。1981-1982年,他带领八〇级统计专业班的学生,两次取得全省统计专业统考第一名的好成绩,被财校评为“优秀教师”;周培兴在80年代初,自己大专尚未毕业,就开始登上讲台给下届学生兼职授课,主讲《会计基础学》和《商业会计》,长达十几年。

    上海知青以接受再教育为出发点,以教书育人为转折点,以促进延边的人才培养和长远发展为终点。上海知青老师以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在延边大地上辛勤浇灌培育,如今“桃李满天下”。上海知青和延边的文化融合真是代代相传。

 

、婚姻家庭

 

  婚恋家庭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基石。延边特色的婚恋家庭文化,既有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的一些特点规律,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有显著的延边特色。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历史的渊源,各个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风俗习惯和婚姻习俗也不尽一致。延边是文明程度相当高的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婚配是一种正常的婚姻形式,也是民族融合的时代文明标志,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规律。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知青作为汉族,与当地汉族、朝鲜族、满族、回族喜结良缘,共建温馨的小家庭已成为普通现象。上海知青在延边的各具特色的婚恋家庭生活,促进了上海知青与延边地域文化的全面融合,折射出上海知青及知青二代与延边各族群众水乳交融的深厚感情和互相融合的家庭文化。

  上海知青与朝鲜族结为伉俪的事例数不胜数,几十年过去了,还是延边大地上流传的美谈佳话。

寿林娣和朝鲜族丈夫的婚恋是互相融合且倍感幸福的:“我与正允的爱情是纯洁真诚的。爱情没有界线,只要真诚,必有奇迹。我俩取长补短,经营着来之不易的家庭,在予盾中选择忍耐,在争议中选择顺从。我从自己的行为告诉他和他的家人,我是寿林娣,我是‘上海美玉’,这个名字来之于贫下中农,我也用时间证明我是配得上做朝鲜族的大儿媳妇的,配在这个大家族中做大管家的。在我婆婆的帮助指导下,我学会了朝鲜族的所有料理,在被爱与爱他人的生活中,让我真正地成为了一个女强人、民族团结模范、先进工作者。我有三个优秀的儿女奉献于社会,我无悔当初选择了这个家,因为时间为我见证了一切。”

 

   陈雪鸿说:“对于朝鲜民族,我从认识到热爱,到难以割舍。这个过程,最终使我从一个来自上海的汉族知青,变成了朝鲜民族的女婿。” “我的妻子是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朝鲜族毕业生,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我的独生女儿在朝鲜族幼儿园和小学里学习,初中开始在汉族学校学习,汉语同样十分优秀。汉语交流在我们家里显然不存在任何障碍。但是我们家里的日常用语全部是朝鲜族语,以至于家里充满了浓浓的朝鲜族生活气氛。”

  何永根也深有体会:“有一种夫妻情,从他们牵手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把对方放在了手心里;从结婚典礼上行对拜之礼,首首相触,成为夫妻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把对方放在了脑海里;从他们的柴米油盐的平常日子里,他们就把对方放在了心窝里。他们没有海誓山盟,只是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平坦、坎坷都共同面对,相互照应、携手走过。”

  上海知青的妻子董淑琴深情地回忆到:“我为有这样的丈夫感到骄傲,为能在人生的道路上遇上这样的好人感到幸运。作为上海知青,二十岁来到安图插队落户,几十年兢兢业业、奉献事业、含辛茹苦、勤勉持家。为子孝、为父慈、为夫爱、为人忠、待人宽容、对己严,踏实做事、清白做人,给我和儿女创建了健康的家庭文化,形成了和睦清廉的家风,在我的心目中,这是无价的精神财富。”

  婚姻不仅仅是夫妻双方的互相影响和融合,更是一个大家庭文化的互相影响和融合。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庭中延边的岳父老人对上海知青女婿的影响绝不一般,既有殷切期望,更有警钟长鸣,对上海女婿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徐善祯回忆岳父说:“从岳父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奉公如蚕,吐不完一身正气的共产党基层干部的光辉形象。” “我见识到了一个廉洁如水,来不得半点污染的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的形象无形之中感染着我,也影响着我今后的工作生活。”

  张理敬心目中的岳父“像一棵大树。春天,我们倚着他幻想;夏天,我们倚着他繁茂;秋天,我们倚着他成熟;冬天,我们倚着他沉思。岳父对我要求很严,80年代,我从财贸学校调到税务局工作,五一放假去看他,岳父专门给我写了一张条幅‘业精於勤’,勉励我要钻研业务、廉洁奉公。”

  家庭文化是一种无形的、潜在的力量,对下一代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关系到下一代的三观:方茜作为上海知青的第二代,从小生活在这个父辈曾经流汗耕耘过的土地上。她热心开展爱心志愿者的事业,她说:“我乐于助人并倡导爱心事业的萌芽就是来自于小时候的耳濡目染。” “十年来,我虽然有机会回到上海工作,但是,我舍不得离开这里,因为有我父母作楷模,这是爱的奉献,更是爱的传承。” “我们的家庭文化核心就是一个爱,我们一家人坚信,爱是传承,更能传染,爱是一条金色丝带,它能带动身边的人,传递正能量,共同谱写一个大大的爱!”

上海知青在延边婚姻的多元化模式,是现代文明风尚的时代变革,客观上形成了文化融合的平台,家庭文化更是多形式、全方位地融合。

 

 

    综上所述,上海知青与延边各族朋友文化的交流、融合、接触、冲突与融会,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既无“入乡随俗”的羁绊,也无“主随客便”的礼节。在双向的接触过程中,不同的文化通过互动的解读与诠释,不断地融合并改变着对方,上海知青越来越感觉到,文化的融合更有利于上海知青与延边各族群众共同生活、工作和事业的发展,特别有利于生活环境的适应。正如李洁思所说的:“北国长白是延边人民的骄傲,也是我的骄傲。我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里的人民,是这方水土和这里的人民给我营养、给我空间,把我这棵南国小树培育成根深叶茂的大树。”

上海知青和延边的故事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结束, 当我们穿越历史,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山之巅,俯瞰延边锦绣河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延边地区各种文化交汇融合、取长补短,正在产生一种更趋完美的、延边各族群众都能够共同接受的、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具有很强的历史文化继承价值,必然增强延边地区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融合、走向大同,正是延边各族群众生存发展的唯一正途,也是延边民族团结模范的根本基础,更是上海知青与延边各族群众融合的道路!

 

(作者简介:周培兴1952年出生,硕士、高级会计师、注册财务管理师。19693月作为“可以教育好子女”赴珲春县敬信公社金塘一队插队,1975年入延边财贸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延边商业系统和水利系统从事财务管理工作,1998年作为“上海紧缺高级人才”调入上海,在国企集团公司任高级管理人员。2015年起抽调在区委巡察组工作至今。目前担任上海知青网吉林频道主编、上海知青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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