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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回忆中的王孝和

日期:2021-04-07 20:45:39 点击数:108 来源:知青之友 作者: 选送:小蝶


妻子回忆中的王孝和:临刑前,他在狱中写下五十多封家书

 选送:小蝶

(本文由忻玉英口述、昂俞暄整理)

1949年5月27日,红旗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22年后再次并永远地在上海滩飘扬。上海市迎来了解放。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无数英勇的共产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实践着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铮铮誓言。


王孝和就是其中一位“抛头颅、洒热血”的共产党人。王孝和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进入杨树浦发电厂控制室当抄表员,并一直从事上电系统里党的秘密工作。1948年,王孝和遭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坚贞不屈,生命定格在24岁。


王孝和牺牲时,身怀六甲的妻子忻玉英年仅21岁。2014年,时年86岁高龄的忻玉英(忻老于2015年离世,享年87岁)在上海家中接受了《档案春秋》的口述专访,从一位妻子的视角追忆了王孝和的英勇事迹和生活点滴。谨以此文重温红色记忆,缅怀革命先烈。



王孝和赴刑场照片

本文原载于《档案春秋》2014年第10期,曾收入上海市档案馆制作的《历史朗读者:70年上海传奇故事》有声专辑。


订了娃娃亲


1946年,我与王孝和结婚,我们只拍过一张结婚照,照片上他穿的那件衣服是向邻居借来的。
我们怎么会认识的呢?我和她妈妈都是宁波东乡人。他妈妈家与我妈妈家是隔堵墙的邻居。我7岁时,他的妈妈和外婆都看中了我,为我和王孝和订了婚,那时他才11岁。订婚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不知道。乡下结婚都是父母做主,不像现在可以自由恋爱。当时大人讲好,最迟我16岁,他20岁时就要办婚事。


王孝和


那时是封建社会,女孩子一般都不会送到学校读书,更何况我们乡下,我也从没读过书。他在上海,我一直在宁波乡下。按乡下的常规,订了婚的女儿到了15岁,男方就要送聘礼,16岁正式结婚。一直到我18岁那年,既没有收到聘礼,也没有他的消息,双方大人都很着急。
后来才知道,孝和在上海听人说我在乡下既信佛又嗜赌。他曾写了封给我的信让他表妹转交(因我不识字),信的意思是,个人的终身大事不能是父母作主的,就如一盘菜,你不喜欢吃而要硬吃下去也会吐出来的。他的表妹接到信后却没有转告我。旧社会,姑娘订婚后被夫家退婚,是很不光彩的,邻居会认为姑娘一定是有什么不检点的地方,在背后是会有许多闲言闲语的。

双方家长不同意解除婚约,我妈妈就陪我到上海来找他。我这是第一次到上海,暂住在我姑妈家。他的家在汉口路云南路,我姑妈家在“大世界”对面的一个弄堂里。我妈妈先将他妈妈请到姑妈家,要她说明原因,为什么变卦了? 儿子的事情做母亲的也难知道,更难作主。最后商量好第二天让他与我直接碰面。
此时他已在杨树浦发电厂工作,那几天是做中班。第二天上午,他睡在床上,迟迟不肯起来。他的阿姨将他从床上叫起来,硬要他来找,他出于无奈,让大的弟弟妙富陪同到我姑妈家。他们到姑妈家(姑妈家在二楼)后,他自己不上去,让弟弟上去告诉,说他哥哥已经来了,在门口,要我下去。我妈妈很生气,好大的架子!到了门口也不上来,还要我们下去!
杨树浦发电厂
妈妈陪着我到楼下,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成人后的摸样,看他穿着一件土黄色灯芯绒茄克衫,显得很精神,而我全是一副乡下姑娘打扮。他准备带我出去走走,我妈妈对他说,我不认识上海的路,要他送我回来时还是送到这里。
随后他带着我从大世界走到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公园),一路上,他问了我许多问题,问我信不信佛,平时喜欢什么,乡下的局势怎么样等等。我说,我不信佛,在乡下就一直帮母亲织布,国民党很坏等等。那一天我们谈得很投机,不知不觉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他带着我到远东饭店吃了一顿中饭。
那一顿饭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们一共点了4个菜,其中一个是蹄髈,蹄髈上还盖了一些草头。因第一次在一起吃饭,大家都有些拘束,那个蹄髈一动也没有动,至今我还会经常想起那次的约会。下午,他要去上班了,他将我送到姑妈家,还偏要送到楼上,并且将姑妈家的传呼电话号码记下来。
王孝和
第二天他就打电话约我和妈妈出去吃饭,以后的几天,几乎天天打电话找我。我因是乡下姑娘,不会使用电话,他就一定要我听,还说听听就会听的。姑妈家人多,房子小,我们住着很不方便,准备回乡下去了。他就让我住到他们家,但他们家的房子更小。


看来他对我还是满意的,但他还得要征求组织的意见。领导他的人名叫沈鸿春。有一次约会,沈鸿春就在马路对面看我,他看了后说,乡下姑娘好,朴实、单纯,对我们开展工作有好处,不识字更有利于我们的工作。结婚后,可以培养我协助他们搞地下工作,让我们家成为地下组织的一个联络站。这些都是我在他牺牲之后才知道的。

工资分四股


孝和住的房子是在汉口路(当时称三马路)一个只有五六个平方米大的房间。这个房间的周围都是煤球炉子,房间里睡了人,其他人就不能再活动了。床是用几块铺板拼起来的,床尾还锯了一段,因要放一个马桶。
当时家里有他妈妈,爸爸,还有两个弟弟,虽然他爸爸在船上工作,不每天回家,一个弟弟在外面学生意,也不天天回家的,但日常生活中三个人在这么个房子里居住也够挤的。到了晚上,床上睡不下,就睡在地上,地上也没有多大的地方,有空的地方就睡,甚至钻到床底下睡。


我们准备结婚了。考虑到工作的方便,家里又增加了一口人,他准备在外面租房结婚。带有严重封建思想的孝和母亲觉得儿子是娶媳妇,应该住在自己家里,尽管房子很小也要挤在一起过日子。他妈妈觉得家里地方是小,但再搭一块铺板,挤挤也能凑合的。他不同意,执意要在外面租房。他妈妈见儿子不听她的话,很不开心,既然你在外租房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让带走,包括孝和自己的换洗衣服和生活用品。


结婚之后,他去婆婆那里拿以前穿的衣服,婆婆不肯给,说要留给他的两个弟弟。王孝和是大儿子,也是个孝子,结婚后,我没有工作,每月的生活费全靠他,我们将他的工资分成四份,一份还债;一份给他妈妈;一份日常开销;还有一份陆续添置必要的日常生活用品。


记得在我们结婚的第一个月,因孝和有事没按时将生活费送去,她母亲就在发工资的第二天到厂门口闹,说儿子有了媳妇忘了娘,对他的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他很生气。但从此后再有什么事情,发工资那天婆婆的钱是一定准时送到的。
有时候外面罢工,他定期捐钱,他是一心一意为工人阶级的。


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个房间,开始连饭桌都没有,后来还是杨树浦发电厂几个同事凑钱,买了一张八仙桌,四把椅子(现存于提篮桥监狱陈列室)送给我们。结婚以后,总有一批批人到我们家里来,而且都是夜里来。家里有一张桌子,他们就弄一副麻将牌摆着,看上去是在搓麻将。


我当时还不懂,想穷人家,你怎么还搓麻将。他就说:“我们不玩,你到外面去,如果有陌生人来了,你就敲三下门。”我问:搓麻将为什么还这么偷偷摸摸的?他说:你出去看着,防止有人来抓赌。我就搬着小凳子出去在楼下的门口坐着,有时候进去上厕所,看到他们根本不在搓麻将。孝和就说:“我们等下就好。”
实际上,他们是在开会。开完会以后有材料,第二天让我送出去。怎么送,送给什么人,我也不能问。那时候,隆昌路申家滩一带是有山有坟地的。他告诉我在什么地方,看到有人拿着锄头锄地的就把东西给他。
有时候,是一个人咳嗽吐口痰,就把东西塞给这个人;有时候有个人摸出一块手绢,擦擦鼻子,就把东西给这个人。接头的人各种各样,我都认识但叫不上名字。还有一些材料,藏在我们阳台上的一个洞里,洞口放了烂泥巴和砖头。要用了,就把洞再挖开来。前几年我去看,阳台上的洞还在的。
王孝和写给父母的信(上海市档案馆藏
那时候家里弄点酱油汤、炒青菜,人的精神蛮好,也蛮开心的。孝和在家里待的时间比较少,常常在外面工作、开会。他在家里,经常想事情,看书,写东西。有时写好以后,就让我到阳台上放好。虽然我们在一起没出去玩,也没看过一场电影,但是两个人感情很好。他教我写自己的名字、门牌号,还不时跟我说说英文,Byebye、Hello都挂在嘴边。
有时,他自己也开玩笑说:“怎么回事,我吃中国饭,放外国屁。”他不仅英文很好,还会说日语。他在杨树浦发电厂控制室工作,控制室相当于发电厂的头脑,里面有各种仪表。在控制室工作的大多是外国人,只有几个中国人,都是说英文的。控制室工资高一点,才能分四股开支,否则我们饭都没得吃了。
孝和也常做我的思想工作,跟我说:你在乡下多少苦,我们穷人要团结起来就有力量了。这就等于一根筷子一拗就断了,单打独斗是没用的,国民党就要压迫你。但团结起来,一束筷子就拗不断了。那时,楼下邻居都在问我说:“你们王先生是共产党员哦,怎么进进出出那么多人。”我就回答:“不是的,都是朋友、同学。”确实,我那时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只知道他是好人,不会干坏事的。王孝和看到我维护他也很开心,总说:“你协助我工作,帮了我大忙。”
他一直跟我说:“阿英你人真好,跟了我,我对不起你。”我说,只要有口饭吃就可以了。生活苦一点,等债还掉就会好起来。但谁知道债刚刚还掉,生了个小孩,家里刚去订做了被箱,他就被捕了。
 

黎明前的黑暗


我们结婚后,他说不要生孩子,以后我才理解他是担心他万一被捕我会受苦。我不同意,因为乡下公婆要说,女人家怎么可以不生小孩?于是,我们就有了第一个女儿佩琴。
女儿出生后,我们请了几个同事来家里吃饭。孝和的爸爸捡香烟盒卖钱换来了一张会摇的铁床,我妈妈买来一个五斗橱,他自己因为工作需要,买了一只三五牌的钟(现在放在龙华烈士陵园),家里光景也渐渐好了起来,除了同事送的桌椅,我们又订做了放被子用的木制被箱,可惜还没拿回来,孝和就被捕了。家里断了经济来源,我只好把被箱退掉。
 
王孝和被捕前,国民党驻厂特务万一来过我们家很多次。他来劝说孝和:“你为什么要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都是穷人,你干嘛要这么苦呢?你到我们这里来,毛森,我们的头头很看重你的。”万一还对我说:“嫂嫂你做做他工作,你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生煤球炉子?我们头头房子已经给你们弄好了,可以烧煤气,干嘛要这么苦呢?”
我问孝和:“我看不懂了,我们乡下的国民党横行霸道,抓人抢东西,上海的国民党怎么那么好呢?还让我们去住洋房,叫我不要用煤球炉了。他们到底搞什么?”孝和告诉我:“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们是想利用我。”
1948年4月19日夜里,万一到我们家里来发出最后警告:“孝和你当心。已经要动手了。”孝和理直气壮地说:“动什么手,我做什么了?我就是为杨树浦发电厂工人谋一点福利。”万一说:“孝和兄,你这个人相当好,但是我和你党派不同,我是国民党,你是共产党。”万一告诉孝和说:“你已经走不开了,明天去自首还能有一条命。”还说很同情我们。


我把万一送走以后,看到外面有很多人。我就跟孝和说:“外面便衣警察有很多,前面后面都有。”孝和也知道国民党要动手了。那天夜里,他把家里写了字的东西,对共产党不利的东西,要烧的就烧掉,要藏的东西就藏在阳台上的洞里,泥巴挖开来,藏进去。
收拾好已经半夜了,他让我把烧剩下的灰出去倒掉。我出去倒灰的时候,外面还有很多人,我知道真的要抓孝和了。我求他快点走啊,但他一直没接到组织让他撤离的通知,坚决不走,还一直对我说要让我受苦了,我们俩抱在一起哭。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我肚子里有了第二个孩子。他说:“你奶水足,我抓进去以后你可以去做奶妈;小孩可以交给我妈妈去养。生活困难,家里凡是有的东西,五斗橱、衣柜都可以卖掉。我如果有一天能出来,都会把这些东西买回给你。但是平常我让你做的事情、认识的人,绝对不可以讲出来。
他讲了很多话,交代我应该怎么做。他说我从乡下来,人思想单纯,年纪又轻,在上海大城市不要受骗上当。他如果出不来,我年纪轻,要另找忠实可靠的对象,只要把我们的女儿佩琴养大。
其实,他不知道,我怀上第二个孩子了。王孝和抓进去之前,我就开始呕吐反应了。他还说:“你怎么会吐呢,等我空了陪你去看看医生。”我说看什么医生,吐吐终归会好的。哪里知道是有喜了。我们结婚只有一年九个月,他就被抓进去了。这第二个女儿是他牺牲以后才生出来的。
 

“只能喊冤枉”


1948年4月21日,孝和被抓去威海卫路国民党警备大队。与平时早上去上班一样,他从楼梯上走下去,我们十个月大的女儿就站在床铺边上扶着走,脚还不时地蹬蹬地,临别时孝和还跟她说Byebye。
王孝和坐了5个多月的牢,在监狱里写了五十几封信给我,他一直说对不起我,让我为了他吃苦。他被关进去以后,地下党一直没有跟我断过联系,组织上的一些东西也是我从监狱递出来送进去的。


 有一天,国民党把我叫到杨树浦发电厂里去,凡是他们怀疑的对象都被叫进来开会。万一对我说,你看这里有谁认识的,我将孝和每月的工资交给他,让他带给你。我看了一下,在座的有很多人虽然叫不出名字但他们经常来我家,我是认识的。
但我想起孝和被捕前叮嘱我的话。我把头抬起来说:“认来认去,就认识你万一。你经常到我们家里来。别的人我都不认识。”后来上海工人文化宫有一位李姓领导,他说:“我们几个人的性命,都在忻玉英嘴里。她虽说是一个乡下人,当时万一让她认人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她都认识的,但她一个都不说。”
王孝和被捕以后,国民党到处抓人,地下党很难开展工作。党组织派人悄悄带话给我,让我去救孝和,当时我也管不了许多,就到处去告去闹。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把我叫去,问我认得什么人,是什么人教我这么做的。我说:“没有人教我,我这么做是因为我要给王孝和洗冤,他是个好人。你们不讲道理,乱抓人。” 


我在国民党政府门口,在大光明电影院门口闹,在杨树浦发电厂门口闹了三天。9月27日前,报纸刊登特刑庭准备对王孝和执行死刑的消息,监狱门口也贴着执行枪决的告示。我马上抱着孩子,挺着肚子,带着婆婆到监狱门口去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造成监狱门口交通阻塞。
提篮桥监狱的警卫用宽皮带抽我,新闻记者就上来围着拍,围观群众也愤怒起来了:“你们打她干什么,她那么大肚子,还抱着小孩,她又没有犯罪!”很多人自发赶来,抗议国民党的暴行。特刑庭害怕了,宣布改期执行。解放后才知道,我是起到了地下党不能起到的作用。
在威海卫路147号国民党警备大队,王孝和遭受酷刑:“磨排骨”、坐老虎凳……“磨排骨”就是拿一根粗糙的木棍,从肋骨上用力往下压、摩擦下去,血都会渗出来。他被捕19天后,家属获准去监狱里探视。他戴着脚镣手铐,一步一步拖着走出来,本来很神气的一个人,竟然变样不认得了。
我看到他,就一下子哭出来了。可是他反而安慰我说:“不要哭,要好好保重身体。”我把他的衣服换出来的时候,他的白衬衫上都是渗出的血迹。后来他的狱友告诉我,他在监狱里坚强得不得了,很痛的时候就紧紧捏牢拳头,咬咬牙。
他就这么能吃苦,没出卖一个人。孝和牺牲前,组织上让他不要喊共产党万岁,只能喊冤枉,因为当时国民党就希望王孝和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所以他到死都没有喊共产党万岁。

刽子手在颤抖


9月30日,国民党对孝和进行秘密执行。执行任务的刽子手说自己这双手不知道打死过多少人,但就是枪杀王孝和下不去手。为什么呢?刽子手说:“我太同情他了。他一路上讲的道理感动我,我下不了手,却让他受痛苦。我打了三枪,没打准,我的手在颤抖。”
解放后,这个刽子手也被抓起来,当时,《大公报》记者记录下了王孝和最后的斗争情形。特刑庭判决王孝和死刑,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说:“你们既没取证,我又没有律师出庭,你们这是暗杀。”他们无言以对。孝和还用英文向外国记者揭露国民党的行径。他当众解开衬衣,露出身上血迹斑斑的伤痕,揭露国民党酷刑逼供。他还说:“天就要亮了,我王孝和一个人倒下去,会有千百万个人站起来。”
庭长气急败坏地大叫:“不许多说,现在已经判决,立即执行。”24岁的王孝和牺牲了。给他做了三七后的两天,我因来不及去医院,就在我家隔壁的一个保健站生下了我们的二女儿。两个女儿的名字都是王孝和取的。他在遗嘱里面写着,未来的孩子就叫佩民。他说:“阿英,你只要告诉孩子,不要忘记他们的爸爸是被什么人杀害的,我就感激你了。”
 

现在,共产党给我享受离休待遇,日子很好过了。我时常和二女儿佩民说:“解放了,妈享受到共产党的优厚待遇,但是你爸爸是最苦的,一点没享受过。”
王孝和牺牲后,家里没有钱开销了。我就住到婆婆那里去,日子也不好过。一开始,会有地下党来,塞一点钞票给我。威海卫路警备大队的大队长(也是地下党党员),他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来看我。我吓坏了,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结果倒没什么。新中国成立后,他对我说,他当时心里在暗自伤心,没办法,不能哭出来,也不能给我钱。
 
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送我去夜校读书。1952年我去正规学校学习,在上海电力专科学校,脱产读了四年中专。杨树浦发电厂也帮我解决了工作。组织上给我在小南门分配了房子,是两间厢房的石库门房子。我搬到那里以后, 还是常想起孝和,每次都哭。
我后来的老伴陆祖兰当时住在我楼上。他看楼下这个女同志哭得这么伤心,还带着两个小孩。陆祖兰也知道王孝和的事情,很同情我。后来就这样认识了。他当时还是小青年,未婚,比我小三岁。他不顾家人反对,和我结婚了。
到如今,一个甲子过去了,大女儿王佩琴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后在上海芭蕾舞团拉小提琴,现移居澳大利亚。我们的小女儿王佩民退休前从事地方志工作。现在,祖国繁荣昌盛,普通人的日子越过越好,我为身处盛世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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