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回忆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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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读】回忆我的母亲

日期:2021-11-26 07:47:18 点击数:456 来源:广阔天地之情 作者:王力平 选送:马小军


【荐读】回忆我的母亲


作者:王力平 选送:马小军





编者按:

       王季愚女士(1908-1981)是人民教育家、新中国外语教育的先行者和开拓者。1964年5月,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任命,她担任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院长。她生前的绝笔《外语教学的回顾与展望》一文,被誉为中国外语教育改革的“出师表”。


       王季愚之子王力平先生的这篇回忆文章,充分展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坎坷、挫折与成长,本刊全文登载,以缅怀老校长的不凡功绩,继承上外的历史文脉和人文传统。



文 / 王力平(原上海市政协主席)


       我的母亲王季愚,1908年农历二月十六日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我的外祖父是一个落第的文人。他虽然终生不得志,却不歧视女孩,我母亲得以读书。中学毕业后,她考入成都四川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时值第一次大革命期间,受进步教师和在北平读书的亲戚的影响,母亲始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妇女解放的道理,听说了苏联的十月革命。这或许就是母亲最初接受的革命教育,也或许就是她日后学习俄文,翻译介绍苏联的革命文学,并进而长期从事外语教学工作的最初的动力。


       1999年,母亲从女师毕业,未征得家人同意,径直北上北平,寻求学习和生活的道路。无论她本人还是家里,谁都不曾料到,她再次踏上故土已是四十四年后的1973年了。这时,我的外祖父母和几位姨妈都早已长眠于地下,她离别故乡时只有四岁的弟弟(我的舅父)亦已近“知天命”的年龄。全国解放后,我知道母亲曾几次准备回乡探亲,终未能如愿。我原有姐妹兄弟四人,1973年,只剩我一个人随母亲回乡,其余三个,两个在战争年代夭折,一个在文革中悲惨地死去。


       1930年,母亲考入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俄文班。为什么选择俄文专业?这在我母亲后来撰写的文稿中有所记述:“我之所以念俄语,目的是想去苏联,听说那里工农当权,妇女解放,还可以工作”。在北京,母亲生活靠亲友接济,刻苦学习。据国立中俄大学创办人张西曼回忆:“北京国立法政大学于民十七年被并为北平大学的法商学院,此阶段中有前外交部俄文法政专校因中东路经费停发被并入该院的俄文系。其学生中有成就的为李三楼(曾协助我主办《中苏文协》,后到北方参加杀贼抗战工作)、王季愚(有译著),宋之的、尤竞(于伶,原名任向之,二人均成为名编导家)等人”。在校学习期间,她如饥似渴地阅读高尔基等人的作品,渐渐地,她的阅读兴趣转向了社会科学。


王季愚(右一)与鲁迅(周树人)之妻许广平(右二)在北海公园(图 / 周海婴 )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引起了母亲思想上极大震动。她投入当时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8月,经同学中地下党员介绍,她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这是地下党领导下的—个群众组织,盟员能看到诸如《东方红旗》等革命的或党内的刊物。因此,母亲知道了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和红军的一些实情,并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了革命工作。


       1933年春,日寇进攻榆关(即今日山海关),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北平的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组织上通知我母亲离开北平。五六月间,母亲辗转来到了上海。


       在上海的这段时期,生活极为困难,工作异常繁忙。母亲先后在正风中学、新生女中教过书,参加“上海青年妇女俱乐部”和“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协会”的工作。工作之余,母亲继续进修俄文,翻译苏联的文学作品。1936年,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母亲翻译的高尔基名著《在人间》。她曾以季子、西冷等笔名,从苏联的《红星》、《城外》等杂志上翻译了相当数量的文章,在《上海妇女》、《译报》、《申报》等报刊上发表,如“蔡特金的一生”、“苏联内战中的女骑兵”、“纪念诗人普希金”等。同时,她还写了一些中国妇女问题的文章。1936年,母亲参加了地下党文委组织的作家协会。1939年初,她被吸收参加中国共产党。


       1940年8月,我刚生下来五个月,母亲奉命离开上海,经香港、广东、桂林,来到重庆。经八路军办事处安排,终于在1941年秋,跟随龙飞虎同志的交通车队,到达延安。在那个战乱年月,真难想象她是怎么把我们姐弟二人带到革命根据地的。到延安不久,母亲被分配到延安大学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编译处工作。她每日阅读俄文书报,摘译些可供组织参考的资料。在延安的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中,她得到了深刻的锻炼。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母亲被编入基干大队开赴东北。历经三个月的长途行军,于1946年1月到达辽宁。是年6月,她担任东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讲授“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课程。该校当时设在佳木斯,主要任务是培训干部。1946年12月,东北民主联军附属外国语专门学校撤退到佳木斯,东北局决定调我母亲去该校工作。从此,直到1981年5月去世,她一直在外语教育岗位上工作,整整干了三十五年。如果从1930年她开始学俄文算起,她以外语为工具为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


       1947年党中央十二月会议指出,解放战争形势已发展到了战略的转折点。这一年,外语学校从佳木斯迁回哈尔滨。1949年春,党中央进城不久,周恩来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对外语人才培养问题做了重要指示。党中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指出:为了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为了建设强大的国防,为了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必须办好外语院校,加快外语干部的培养。1949年8月,母亲奉命到北京向中央汇报东北地区外语教育情况,不久,接到陆定一同志的亲笔通知:


王季愚同志


       明日下午,三时,在我处讨论东北哈尔滨外语学校问题。除王炳南、钱俊瑞、安子文已由我处通知外,请按时到会。

       请王季愚同志携带计划。如何达到副主席所提出的要求,并为此提出具体要求。

       地点在西四大院胡同五号

       电话2·3693

       中宣部陆定一

八月十六日下午


       定一同志的通知,写在一张粗糙的纸上。这纸,或许是从边区带进北京的吧!这通知,装在一个印着“陆军”字样的信封里。这信纸、信封,连同信封上的字句,无不烙记着当时环境的痕迹,至今读起,仍能感到战争年代雷厉风行的紧迫气息。



       十年动乱中,我们家几经洗劫,书籍文物荡然无存,不知道这封信何以能奇迹般地保存下来。我愿代表我的母亲,把这封信献给读者。这发黄变脆的信纸、信封,这看来平淡的字句,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历史的证明:我们的党、我们的周总理和许多前辈,正是因为高瞻远瞩,才能引导革命和建设,排除万难,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关于这次汇报的情况,母亲后来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有记叙:


       “党中央十分重视外语教学,周总理亲自抓。对这一点,我有切身的体会。1949年8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当时东北地区外语教学情况。周总理在百忙之中接见了我。在五个小时的接见过程中,总理大至方针政策,小到学生的日常生活,都一一作了具体的、明确的指示。我还记得他曾问我:学生每天吃多少油,多少菜?学校有没有操场?学生打不打球?住的宿舍怎么样?你们当领导的只管教学,不管生活?当时我被问得满头大汗。接见将结束时,总理要我把材料整理一下,尽量把一些根本性问题讲出来,并指示组织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听一听我的汇报。过不久,陆定一、安子文等同志听了我的汇报,井拟出了七条决定,以中央办公厅文件转友,拔给我们三万元钱的办学经费。”


       1950年初,用总理又再次接见我母亲。“那是1950年2月,总理从苏联回国,在哈尔滨住了两天。他把我和其他同志一共五个人请去,从晚上十一点钟谈到翌晨。总理首先问我去年八月份在北京汇报后情况如何,落实了没有。又象上一次一样,问得很细,我一一作了汇报。这次总理讲得很多,许多问题讲得很具体,而且声音很响亮。讲的主要是关于政治思想工作。很可惜,这两次接见时的记录本在文革期间被抄走了,但总理那语重心长的教导,那亲切、慈祥的声音至今还萦回在我的耳际,一直鼓励着我为我国的外语教育事业多做工作。”


       遗憾的是,我们党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这一传统,一度被人为地淡薄,甚至中断了。所幸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措施,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特别 是小平同志的巨大努力,这一优良的传统又得到了恢复、发展。


王季愚在上海虹口公园(鲁迅公园)


       解放后,外语教育事业得到了前所不可能有的发展。语种增加,规模扩大,教学设备不断更新,一代又一代的外语人才走上革命与建设的岗位。母亲看到自己所热爱的事业蓬勃发展,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高兴。当然,外语教育的发展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除了人所共知的冲击和摧残之外,在我母亲工作过的学校,就我所知,有几件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六十年代初,有人以极其“革命”的姿态,批判外语教学中的所谓大、洋、古,反对创造适合学生学习的语言环境,说什么“在砖墙里办学要出修正主义,要亡党亡国”,要“到人墙里去办学,到贫下中农中间去办学”。后来一度也真的把大学搬到农村去“下乡办学”了,并且说“永远不回来”。这种异想天开的荒唐举动,理所当然地受到我母亲的反对。她尖锐地指出:“外语教学反什么大、洋、古!”“炕头大学,现在全国独一份。”学校最终还是搬了回来,使这所受“教育革命”冲击伤痕未愈、又遭“下乡办学”折磨的学校得以保存、发展。但是我的母亲不得不自己提出请求,离开这所在战争年代她参与创建,并为之辛勤工作了十八个年头的学校。


       1964年10月81日,经国务院任命,母亲就任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下乡办学”之举,比“文革”期间的“朝农经验”早产将近十年,不言而喻,在“文革”中成了“革命路线当之无愧的光辉样板”。所以,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我的母亲也就在劫难逃了。1967年初,她被“革命派”从上海揪回哈尔滨,关押、批斗达二十八个月之久。零下二十几度,跪在冰雪中“活人展览”;万人大会上,被打翻在地,再踏上几只脚;几十斤重的黑牌,无知青年的棍棒拳脚;夜以继日连续几十小时的“车轮大战”。那时,我的母亲,她,年过花甲,病魔缠身,多次凛然声明自己的“三不”:“一不寻死,二不逃跑,三不赖账,问题终究会搞清楚的!”在批斗大会上,她傲然宣布:“今天你们斗臭我,要不了五年,我还会再香起来。”那是什么年月啊!那是什么场合啊!尽管这坦荡的气度只能招致更加残酷的折磨,然而,她还是讲,还是恪守自己的“三不”,还是坚持自己的信念。长期从事外语教育,特别是俄语教育工作,在那时很容易被加上一顶“修特”的帽子。我母亲也确实被莫须有地加上过什么“远东情报站”的罪名。不少人担心她熬不过来一一体重骤降了四十多斤,血压经常是170/120毫米汞柱,上路摇摇晃见,多少次跌倒后爬不起来。但是,她没有死,她熬过来了。她看到了1976年10月的胜利,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欣慰地看到“四人帮”被押上庄严的人民法庭。她笑了,当年她曾预言过的党的正确路线“香”起来了,以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干部“香”起来了,知识分子“香”起来了,知识“香”起来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干部,我们的青年在曲折中成长、成熟了。她精神抖擞,抓清查,抓教学秩序,抓师资培训,……。她走教室,串宿舍,夜半灯下,她戴上老花眼镜,拿着放大镜,审查教学计划,研究国外教材。用她自己的话说,拼上命,也要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



       1979年12月,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校庆三十周年的大会上,她代表全院师生员工,向党,向人民,向时代汇报学校发展的蓝图。然而,毕竟已是年过七旬,虚弱的身体已经无法支撑她的勃勃雄心了。而且,癌症,这个无情的魔影,已经悄悄地侵蚀着她的身体。1980年底,为迎接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的成立,她忍着疾病所带来的痛苦,以坚强的毅力撰写发言稿,并于1981年3月完成初稿。1981年4月1日,她离开办公室住进了华东医院。可是,迟了,已经迟了,太迟了!十一个小时的手术,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5月6日凌晨,她最后一次睁开眼睛,平静地对我说:“好好教书!”看着我点头答应,她又安然地睡去了,再也没有醒来。


       真的,母亲遗言只有四个字:“好好教书!”。这是她临终时对我的要求,也是我终生应该遵循的教训。


       这四个字,或许也是她最后几年注意力之所在。她别无所求,别无所嘱,坦荡安然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回首往事,心情并不轻松。遥想当年,想教书而不可得的岁月,倍觉今日之珍贵。写成上面这些文字,一为纪念母亲,更为激励我自己,敬请识者教正。▉


又讯(本文作者):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上海市委原副书记,第九届上海市政协主席王力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11月25日5时30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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